碑碣 中的庐州千年记忆

包公祠内的《香花墩井亭记》。 市民正在阅读李鸿章撰写的《重修包孝肃祠记》。

合肥，秦朝置县，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漫漫历史长河中，庐州古城曾留下许多碑碣石刻，或碑记、志略，或墓表、墓文、墓志铭，有些早已湮灭，有些得以保存。走进城隍庙、包公祠、李鸿章享堂，一块块古朴的碑碣石刻，犹如浓缩的历史画卷，见证这座千年古城的深厚人文底蕴。今天，让我们一起翻阅“庐州碑文”，追寻合肥的历史文化印记。

包公碑碣 色正芒寒的“城市名片”

包拯是合肥的“城市名片”，游走城内，包公祠、包公墓、地铁包公园站、地铁包公车厢等，包公元素无处不在。在合肥发现的碑碣石刻，也不乏包拯的“影踪”，勾勒出一个更为真实、鲜活的“包青天”。

包公祠内，有一块出土于大兴集包拯墓的“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刻石，其中详细介绍了包拯生平、世系、病逝过程、归葬事宜等，是非常珍贵的补史资料。这一碑文开头，总结、评价了包拯这一生，“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始以孝闻於州闾，及仕，从州县累迁至于二府，卓立于时，无所屈。提举有明效，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

关于包拯铁面无私、公正廉明的形象，墓铭刻石中讲述了几个小故事。其一，包拯在家乡任知府时，“公性严毅，有从舅犯法，公挞之，自是亲旧莫不畏服”。其二，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的叔父，无德无能，却被授予四个军政要职，“群义凶凶，公与同列及御史偕上极谏。事未即改，疏复连入。遂罢尧佐宣徽、景灵宫二使。公亟言当以祖业为重，亲连宫掖，不可用为执政之官。上感其忠恳，因定：‘今后妃之家，不得任二府职事。\’……”

包拯备受世人敬重，辞世之后，“其县邑公卿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若相属也。”

关于包拯，合肥可见的碑文中，更多的与包公祠、包公墓有关。

“始余闻孝肃祠，在庐郡南城之香花墩……及客合州，冬晴多暇，遂一往谒……”在包公辞世近600年，清朝人王槩客居合肥时拜谒包公祠，撰文《包公祠记》。在他眼中，当时的包公祠有些萧条，“则旱已五载，水泉尽枯，竹树枯赭，桥半就圮。入顾，庭宇漫不扫除，一若终岁无人践履，因而慨叹者久之。”王槩在文中建议，对包公祠加以修缮，“乡之父老，当稍加修葺其祠，设置令仪木主于别室，庶为孝肃神爽依止……”

事实上，包公祠兴建之后，历代维护，仅重大修建就有十几次。清代嘉庆年间，合肥知县左辅在《修包孝肃祠堂记》中，详细介绍了于嘉庆六年的重修经过：“余宰合肥，拜公祠下，见堂宇浮梁，圯腐陊剥。名工新之，又于右之颓基构屋三楹，复回澜轩旧制。经始于嘉庆六年夏五，五阅月秋九竣……”可惜，太平天国时期，包公祠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直至清朝光绪八年，晚清重臣李鸿章捐银2800两重建。

当时，李鸿章因母亲病故居丧合肥，见年幼时常流连读书的包公祠一片废墟，决意重新修建。李鸿章撰写的《重修包孝肃祠记》石刻，至今仍立于包公祠内，其中介绍了重修始末：“公故有祠，在郡城外香花墩，相传为公读书处，粤寇之乱，荡为焦土。光绪壬午，鸿章奉讳里居，经过遗址，忾焉凭吊，乃谋复而新之，属乡人张文燕董其役。越岁葵未，诹吉鸠工，凡五阅月而竣。”

值得一提的是，在碑文中，李鸿章提到自己名字都缩小了字体，足见他的谦虚及对包公的景仰之情。

御赐碑碣 一代重臣的“荣”与“光”

身为一代风云人物，与李鸿章有关的碑碣石刻也有不少。在合肥，目前可见的，除了李鸿章撰写的《重修包孝肃祠记》石刻之外，还有他辞世之后的御赐碑文。

1903年，李鸿章魂归故里，归葬于今天的合肥东郊大兴集，家人在此兴建享堂和墓地。大兴集不是李鸿章出生的地方，也不是他家祖坟所在地，之所以将墓地选在这里，是因为李鸿章平生崇仰包拯，他的墓地距离包孝肃公之墓仅300米。

李鸿章享堂原有屋四重，连东西花厅、寮房在内共99间，其东还有库房、仓房，大门前有照壁。照壁之外，西南处是李鸿章墓地，墓前大道直通南淝河，一旁立有御制碑、御赐祭文碑等三座，均高达4米，两座为原件，一件为复制品。

在御赐祭文中，评价李鸿章“性秉忠纯，道宏开济，禁中颇牧，共推出类之才，江左夷吾夙裕匡时之望。”并把李鸿章与古代良相寇准、诸葛亮、谢安、裴度相比，“广集群材能屈殊方之策力，久付北门之管，共知寇淮之名……郭子仪闻命即行，不知谗谤。诸葛亮鞠躬尽瘁，惟许驰驱夷险万端，始终一节。论晚岁被恩之渥，固绝等伦……惊闻骤陨之星，宗泽语不及私，惟有还京之表……”

御制碑文中，则总结了李鸿章一生成就。“昔逾弱岁，早擢清班……始参戎幕，偕诸军分道以出师……惟先帝知人而善任。削平巨寇，光辅中兴，河济江淮四渎挽洗兵之水，荆扬幽冀八州推作督之才……通商重任，历南北洋繁会之区；奉使殊方，极东西海象位鞮之远……”在当时，一般人能有御制碑就很罕见，而李鸿章享堂有三块，足见清廷对他的器重。

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云胜说，新站高新区磨店社居委于湾村的李鸿章家庙还有一块圣旨碑，曾被垫在通往于湾小学的路上，天长日久被车辆辗成了两截。后来，于湾村人的文物意识加强了，积极搜寻、征集原先李鸿章家庙里散落的老物件，断成两截的石碑被捡回放在家庙原址院落里。圣旨碑上，依稀可辨“李鸿章之母教子有方”、“同治十三年”、“钦此”等字样，记录了慈禧太后在李母寿时赠送绫罗绸缎等物品。

说起圣旨碑，合肥还有一块，立于包河区大圩乡的大孔祠堂内，碑文记述了孔家族人孔繁琴为清政府效力的事迹。当时，孔繁琴在云南边疆，因老虎经常伤及百姓，他决心为民除患，最终利用珠枪，八珠连发，击毙老虎。光绪帝因此龙颜大悦，封了圣旨碑，又称“打虎碑”。

一般来说，圣旨都是写在绢帛上的，为什么要刻在石头上？李云胜介绍，过去接到皇帝圣旨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一般都是要炫耀显摆。通常是抄写在宣纸上，装裱后悬挂在厅堂之上，也有的刻在名贵木板上面，或刻在石碑上，放到家庙、祠堂里面。

书院碑碣 学风优颖的“书香合肥”

如今的合肥是中国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也是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世界科技城市联盟会员城市。其实，早在古代，庐州城就已经是文教重镇，各类书院、府学和县学繁盛。

据记载，合肥史上最早的书院是景贤书院，始建于唐朝会昌年间，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历史上的景贤书院规模宏大，元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揭徯斯，曾撰写碑文《景贤书院大成殿记》，其中详述：“作殿四楹，广三十尺有奇，深亦如之，基崇四尺，殿之崇倍其基之七。后建讲堂四楹，前为棂星门，其东室以祠宋枢密副使给事中包孝肃公，西室以祠太子少保马忠肃公、敷文阁直学士王定肃公……”

“景贤书院历来是书生学者以及清官们流连忘返、研疑解惑的场所，留下了庐州众多名人的足迹，包括姚铉、窦默、蔡悉、龚鼎孳、李天馥、朱景昭、蒯光典、李鸿章等。”李云胜介绍道。揭徯斯也曾在碑文中盛赞景贤书院，“庐州独能经营书院之未备于科举废罢之时，可谓识为治之本。学者不可视一时之轻重，而为之勤怠，况邦君作兴如此哉！”

合肥自古“学风优颖，几同邹鲁”，历朝历代都重视书院的建设，每逢盛世或每逢州守尊师重教者，都要对书院进行重新修缮。规模大者如宋嘉定时，书院有房屋三百余间；学事盛者如明弘治间，有殿、庑、门、堂、桥、斋、居、号室，“尊经有阁，明伦有堂，师生有居，游息有所。”合肥历史上，还有包公书院、庐州书院等知名学府，有碑碣石刻“见证”。

包公书院始建于明朝弘治元年，庐州知府宋鉴为了纪念包公而建，供包公后裔和百姓在此读书。明朝嘉靖癸未进士、山东新城县知县黄金，撰写碑文《包公书院记》曾详述这段历史：“监察御史阳城宋君克明，来守是邦。未逾年，六事渐举，百废具兴。谓乡贤如公，尤宜加意。郡城有河，河之中有洲，旧为浮图氏之教所据。太守至是，撤而去之。因相其地，庀材陶瓦，鸿工从事……题其额曰‘包公书院\’。”

坐落于水中小洲香花墩的包公书院，植被环绕、风景宜人，黄金在碑文中描述“南面建屋无间，中坐公像，东西翼以夹室，植竹木于周围，而环之以墙，前建大门，其地俊，叠石为梯，数十级登焉……”后来，包公书院被改建为包公祠，至今仍居于包河之畔。

庐州古城最出名的书院，当属兴建于康熙年间的庐阳书院，位于今天合肥九中所在地。乾隆年间，庐州知府赵瓒撰写的碑文《修建庐阳书院碑记》，描述了庐阳书院的历史：“康熙乙酉，前守张公建横渠书院于城东南隅。门堂灶奥仅十余楹，不足以栖学徒。后之守者，改称庐阳书院，亦仅存其名而已……”

当赵瓒来到庐阳书院时，其已日渐落败，他启动了重修工程。几经周折，庐阳书院“房舍增，书籍富，膳脯亦稍充，书院之规模遂以具备。”可惜，和包公祠一样，庐阳书院也毁于太平天国，直至光绪年间，李鸿章等人提议将府学考棚余屋增修扩为书院，增加学田。其后，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捐资助学，改庐阳书院为庐州中学堂，俗称小书院，这就是合肥一中的前身。

庐州古城，还曾修建社学，学府内增设礼乐器。在合肥市档案局编印的《庐州碑文百篇》中，有相应碑文可查证这段历史。

山水碑碣 人文山水的魅力庐州

八百里巢湖静卧于合肥城边，连同城内的碧水青山，构成人文山水的庐州美景。翻阅合肥现存的碑文不难发现，欧阳修、熊文举、李鸿章等历史名人，曾为庐州山水留下墨宝，镌刻于碑石上，成为不朽的文化印记。

浮槎山因乳泉、奇石和香茶闻名，备受古今文人墨客青睐，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也为之倾倒，撰写《浮槎山水记》。“浮槎之水，发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镇东军留后出守庐州，因游金陵，登蒋山，饮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爱，盖羽所谓乳泉漫流者也。饮之而甘，乃考图记，问于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遗余于京师……”欧阳修在《浮槎山水记》中写道。

欧阳修题写《浮槎山水记》，缘于庐州太府千里迢迢赠送的浮槎山泉水。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欧阳修在滁州做知州时，对浮槎山就神往已久，可惜因交通闭塞，未能亲访浮槎山，一品浮槎山山泉水。好友一番心意，让欧阳修如愿以偿，也因此换来文学巨匠的不朽文字。自此，浮槎山闻名于世，历代文人竞相前往，品尝泉水。相传，李鸿章家的饮用水，就是长年累月到浮槎山提取。

“元末天下第一臣”余阙生于青阳山脚下，十三岁时到青阳山私塾学习，却因为家庭贫寒无奈辍学，设立私塾靠授徒赚钱赡养母亲。在当时的庐州称，余阙“授徒养母”之事广为流传，感动了当地儒士。余阙31岁参加科考，名列右榜甲等第二名，与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是同榜进士。然而，余阙入仕仅两年，辞官回归青阳山，盖几间房子用来藏书，并起名叫青阳山房，继续闭门授徒、奉养老母的生活。在这段日子里，余阙研史写志，著有《青阳山房集》。

合肥现存的碑文中，有一篇元朝人程文撰写的《青阳山房记》，记录了这段历史。“余公之未第，躬耕山中，以养其亲，即田舍置经史百家之书，释耒则却坐而读之，以求古圣贤之学……”程文还在碑文中描述了青阳山的美景，“若夫湖山之胜，深者涵云天，高者薄霄汉，蛟龙之所蟠，虎豹之所蹲，怒而为风，喜而为雨，声色动植之物，阴晴明晦之变，古人之所争，今人之所赏……”

明朝文学家、合肥知县熊文举，曾为巢湖姥山题写《姥山记》，其中描述“焦湖旷渺，相传一百八十里。有山如螺，浮于其中。字之曰姥，盖历阳之故事也。” 这里的焦湖就是巢湖，这一叫法起源于“焦姥为救乡邻，自己被洪水吞没，化成了一座山”的传说。

秋季，熊文举乘船逆流游览姥山，“夫山卓立湖心，孤矣。近揽之，又复逶迤蜿蜒，风气阻蓄，乃宅百家，诸文学利其幽僻，选社结盟，藜火荧荧，上冲霄汉。”在他看来，姥山风光如诗如画，“若使春水一樟经过，桑麻楚楚，四面桃花，水天一色，不辨山之为姥也。”夜宿中庙，熊文举凭栏怅望，不禁联想翩翩，“庙在湖滨，楼阁峭起，凭栏怅望，湖耶？水耶？岚光耶？英英白云耶？是出设者凫鸥耶？隐现者叶舟耶？渔灯个个耶？立而端详所谓姥山者，是耶？非耶？”

数百年后，对巢湖饱含感情的李鸿章，续建崂山道上的文峰塔。这座始建于明朝崇祯四年的文峰塔，历经明清两朝247年，终于建成，李鸿章亲自撰写《姥山塔碑记》，并刻石于塔内，流传至今。

城建碑碣 “江淮小邑”的千年蝶变

城隍庙后殿，有一座八角玲珑、高耸伟岸的“思惠楼”，曾被人们誉为“庐州第一塔”，楼前广场上，一对汉白玉巨型石狮面南高踞，两侧各树立一座汉白玉石碑，其中西侧碑文为明朝庐州知府徐钰撰写的《思惠楼记》。而这思惠楼也正是徐钰所建。

史料记载，徐钰是湖北江夏人，明孝宗弘治九年考取进士，任御史。武宗正德年间，因与宦官抗争，徐钰等人被罢官，后因庐州城防空虚复出，任庐州知府。到任后，徐钰加固城池，澄清吏治，保障一方安宁。他还用地方父老捐资修缮府城隍庙的工程节余款，建造了思惠楼，“思民之惠”更要“施惠于民”。

明代思惠楼高为“楹”之倍, 估计不过两三层。那时城内皆平房, 楼之北面西面一片平畴, 郊野岗峦在望, 登楼远眺，足以让徐珏遐想联翩。他在碑文中描述，“工毕，予与僚采暇时登临，南望鹿起、龙眠一带诸山；东则青阳、浮槎；西则鸡鸣、紫蓬，烟霏云霭，糞涌出没……”

在《庐州碑文百篇》，收录了一篇余阙撰写的《修城碑》，其中详细记录了元末合肥城墙的修建情况：“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东西、湖南北以及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肥之城久圮且夷，仓卒为木栅以守。栅成，贼大至，民赖栅以完。”从中可以看出，合肥城墙的修建缘起元末农民起义，当时，城墙坍塌很久，无防御工事，于是仓促间用木栅构建防御，成功打退了农民军的进攻。

当时修建城墙，动用了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筹款、修建、管理工作等几乎全城参与，“遂发公私钱十万贯，召富人之为千夫长、百夫长者佣小民，相故所圮夷尽筑之。富人得官发钱无甚费，咸喜助所不足。小民方饥，得佣钱奔来执事，鼛鼔不设，鞭扑不施，捧柴荷畚，麇至竞作。”耗时七个月，城墙终于修建完成，“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六门环为睥睨，设周庐，庐具饰器，门皆起楼橹，相盗所必攻者甓之”。

合肥可查的碑碣石刻中，还有一篇《肥宁桥记》也与城市建设有关。据史料记载，这肥宁桥又叫水西门桥，在水西门外淝水上，也就是今天的亳州路桥旁。水西门建于明代的，在合肥老城西门北侧，为七座城门之一，曾创下“铁打庐州府”的佳话。文人张翰在《肥宁桥记》中记录，修建肥宁桥“经始于丙午春中，成于孟冬”。

肥宁桥记“桥皆瓷石，大者为三空，广丈有八尺，高三丈，长十五丈三尺；小者为一空，广一丈有二尺，高二丈有三尺，长三丈有五尺。”其之所以取名肥宁桥，寓意肥水安宁，张翰在碑文中感叹：“兹水位民患久矣，至今而始宁，肥民亦庶几永宁乎！”如今，水西门和肥宁桥早已湮灭在悠悠历史中，所幸还有碑文记录这里的“前世”，也见证着合肥从“江淮小邑”到“大湖名城”的沧桑蝶变。

晨报记者 王靓/文 庄道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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