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定奎赴台抗敌的故事——纪念铭军赴台抗日140周年

□马骐

在肥西县柿树乡南部唐新街的旁边，有个古木参天的大圩子，宽阔的内外濠河，直通近旁的丰乐河。圩内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朴的转心楼，现在是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圩子名叫唐五房圩，肥西四大圩堡之一。它比闻名遐迩的抗法保台名将刘铭传故居刘老圩大得多；圩子的主人也赴台抗日，并且比刘铭传赴台抗法还早十年。

建圩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淮军将领、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他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从奴隶到将军

在肥西山南镇一带，提起唐定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说起“唐五肚子”，个个都能讲他的一大串故事。

唐家兄弟五个，出身贫农，老四殿魁、老五定奎，后来都是淮军将领。那时因为穷家小孩吃不饱，很瘦，光着身子，显得肚子特别大，乡人叫“屎巴肚子”，并不是今人常见的“啤酒肚”。

唐氏兄弟在富户家帮工糊口，做打工仔。冬闲时，也做小贩。

同治元年（1862年）春，唐殿魁、唐定奎兄弟不甘心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涯，投奔穷哥们刘铭传，加入淮军铭字营。在李鸿章指挥下镇压太平军、捻军。两人作战勇猛，很快升至总兵、提督，成为淮军大将。不料到同治六年，唐殿魁不幸战死。

唐殿魁阵亡之后，清廷厚加抚恤，谥号“忠壮”，并派差使前往唐家圩，征召唐定奎。

唐定奎当时请假在家照顾母亲(《清史稿》：“定奎方省母回里。”) 差使来到，他正在田间劳动，立即整整衣衫，赶到铭军报到，接管殿魁的部队。

“牡丹社事件”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开始像西方列强那样寻求对外侵略扩张。“牡丹社事件”首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南进”扩张借口。

所谓“牡丹社事件”，发生在1871年12月：有两艘琉球王国（明清时为中国附属国）到北京朝贡的贡船遇到狂风漂到台湾南部。其中一艘在一个小岛获救，当地人将54名获救船员送到台湾府城（在今台南市）；另一艘在台南一个海湾触礁沉没，船员69人，有3人淹死，66人泅水上岸，被附近山地的牡丹社、高士佛两个“番社”（土著部落）的“番民”们视作敌人杀死大部，还有12人被进山经商的汉人杨天保等人竭力营救下来，送到台湾府城，与先前的54名获救船员一起被送往福建省城福州，后被安排乘船返回琉球。

本来，这起事件与日本毫无关系，而且中国政府正在处理。可是，日本的大军阀西乡隆盛与内阁首相大久保利通周密策划，决定利用“牡丹社事件”，大做文章。首先派出大批间谍，潜入台湾，收集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汉奸，制造汉、番矛盾，企图乘虚而入。

日军入侵台湾

日本间谍在台湾活动将近一年，足迹踏遍全岛各地，清朝官吏竟然毫无觉察。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了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任命西乡从道海军中将为“台湾事务都督”，大藏（财政）大臣大偎重信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

西乡从道调集侵台兵力3600余人，军舰日进号、孟长号、有功号，以及运输船三邦号，另向美国租用太平洋邮船纽约号和英国船约克西号，所有兵将、舰船限期到长崎集结。日本富豪纷纷捐款支持“伐番之举”，日本政要相继去长崎视察，连妓女也纷纷组织“慰安团”，像苍蝇逐臭一般飞集军港“慰劳出征将士”。西乡从道威风八面，趾高气扬，公然以“台湾总督”自居。

日本出兵侵台引起西方列强的反对，但已沉醉在“台湾总督”美梦中不可自拔的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西乡从道悍然连夜率军舰出发。1874年5月10日，日本侵略军在台南琅桥登陆。于18日开始沿四重溪向牡丹社进攻，沿途被当地民众利用山险设伏打败，狼狈退回。

沈葆桢入台督办防务

对日军侵略阴谋，清廷很快从麻木中清醒过来，于西乡从道登陆台南的第二天即5月11日，照会日本政府进行诘问。并于5月14日下旨，派在福州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福建布政使潘蔚为帮办，率轮船兵将驰往台湾，督办防务。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咸丰年间曾在老家团练，对抗太平军。后到安庆加入曾国藩湘军大营，不久任江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同治五年，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大学士左宗棠受命率军收复新疆伊犁，力荐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至此，沈葆桢以钦差大臣入台主持抗日大计，成为中国最早的抗日主帅。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像岳父一样有强烈爱国精神，到台后积极增兵设防。在府城和澎湖增设炮台，安置西洋巨炮。铺设台南安平港到厦门的海底电缆，以加强联络。为了彻底歼灭这股入侵日军，他向朝廷奏调劲旅来台增援。李鸿章奉旨调兵，筹划战事，立即下令淮军精锐唐定奎所率领的铭军13营赴台。

唐定奎率军入台抗日

此时铭军统帅刘铭传辞官赋闲在家。时为提督衔总兵的铭军大将唐定奎率铭军精锐驻守徐州，接受命令后，率领“铭武军”13营6500人，配备新式武器装备，冒着酷暑立即开拔，从陆路急行军赶到扬州，乘轮船去台湾。船舱高温闷热，甲板又被太阳晒得烫人，海上不时有台风。淮军将士们都没在海上生活过，很多人中暑、晕船，航程既艰苦又充满危险。可是他们在唐定奎的鼓励下士气高昂，誓言“忠心保国，渡海抗倭”。到台后又遭遇连绵秋雨，瘴疠严重，很多将士病倒。沈葆桢在给朝廷奏折中颇为动容地说：“该营在夏天奉调来台，万里荷戈，重洋涉险。到防伊始，又值秋淫，湿热交逼，瘴疠旋兴。”

唐定奎率大军于8月赶到台南凤山（今高雄）前线，不顾路途劳苦，立即观察地形，收集情报，布置防务，与日军严密对峙，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多方请当地医生为伤病员治病，安抚将士克服困难，尽快适应台南的气候和生活环境，保持旺盛斗志，使前线形势顿时改观，形成对日军的绝对优势。沈葆桢在给朝廷的《请奖唐定奎》奏折中赞扬道：“唐定奎统领铭武等军十三营到台，布置周密，纪律严明，全台人心为之一定。七八月间，凤山等处时疫流行，营中士多物故。该提督拊循备至，兵气不衰。现一面分营扼扎琅桥、东港，一面规筑旗后炮垒，以固海防。躬督工程，俾臻妥善，均属调度有方。”

日军狼狈退走

在此情形下，侵台日军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西乡从道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神气不起来。加之台南瘴疠（恶性疟疾）大流行，外来人群最易感染。据日本间谍水野遵《征台私记》记述：日军每天病死从四、五人至数十人，大多数人不能吃饭，仅靠喝点米汤维持生命。军费开支也十分浩大，难以为继。日本政府被迫主动要求谈判，求得和平解决。清廷因阿古柏窃占伊犁，法军侵犯越南，对俄对法交涉日趋紧张，也有意妥协。在拒绝日本索偿军费的无理要求后，却答应以“抚恤”和修建道路房屋费用的名义补偿日军白银50万两。日本侵略军于12月1日从台南退走。

据日方发表数字，日军占领琅桥一带7个月，在3658名兵员中，因病和战斗死亡593人，动用军舰5艘，运输船13艘，支出军费361万余元，损失巨大，可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沈葆桢、唐定奎“开山抚番”

日本侵略军从台南退走后，唐定奎率领淮军将士，在沈葆桢的指挥下“开山抚番”，设立“抚垦局”，妥善抚恤安置受日军蹂躏的“番社”民众，把日军的太阳旗全部拔除销毁，修筑通向深山的道路，建立“番社”管理制度，挑选龟纹“番社”酋长为“番民”总头目。针对“番社”经常仇杀生事，不服地方官吏管理的陋习，与各“番社”约法七章：遵剃发，编户口，献凶逆，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番塾。其中，前五项是加强法制和行政管理，后两项是开辟农业、发展教育，意义尤其深远。

为了纪念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弘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沈葆桢冒着政治风险，上奏清廷，请求在台南建立郑成功纪念祠，经过沈葆桢多方努力，幸得同意。唐定奎调集淮军将士参加建设，终于建成这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宏伟建筑——明延平郡王祠。10年后，另一位抗敌保台的民族英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拜谒郑成功祠，题写楹联曰：

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

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

一年多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使唐定奎和他率领的淮军将士伤病严重。据沈葆桢《淮军病故员弁请恤片》奏报：因“感冒时疾加以积劳伤发，先后殒命”的文武官员有11人、“勇丁”有265人。“现已于凤山地界购地一区，将该员弁勇丁等按序合葬。于其旁建祠宇，春秋由地方官致祭，以慰忠魂。”

276名淮军将士为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长眠在台南大地上。无独有偶，10年后，由刘铭传亲自领导的抗法战斗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又有数百名淮军健儿长眠在台北、台中、台东大地，祠墓俱在。这些事实都有力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与祖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

后记

1875年（光绪元年）夏秋，清廷下旨褒奖唐定奎及淮军将士，并把他们调回扬州，休整治病。不久升唐定奎为福建陆路提督，升沈葆桢为两江总督。沈葆桢奏调保卫台疆的老战友唐定奎所部铭军驻守江阴，守卫江防要塞。唐定奎率领将士创建江阴炮台，安置新式巨炮，后来在抵御外侮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江阴人民特建“唐公亭”，亭中立碑，以记其功绩。今碑亭和古炮犹在江阴炮台公园内。

1883年中法战争初期，唐定奎在江阴严密布防，防止法军舰队进犯长江。不久，又受命率领淮军章高元等数营，再次挥师入台，布防台北一带，防备法军入侵。这支队伍一年后成为刘铭传亲自领导的抗法斗争的主力军。唐定奎因病回来休养，仍在江阴积极备战。1884年冬天，又从江阴派遣聂士成率领淮军精锐1200余人，冒险渡海登陆台东，翻山越岭，在关键时刻赶到基隆前线，稳定了战局。唐定奎和江阴铭军又为抗法斗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唐定奎

唐五房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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