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穿过的大衣
○图为周新民
○蔡晓舟所著的《五四》及其他著作
○图为蔡晓舟
□李明 程堂义
100年前的1919年,一场倡导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爆发。她不仅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那么,在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中,有哪些合肥人参与其中?当时的合肥又有哪些表现呢?
蔡晓舟和中国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集
说起“五四运动”中积极参与的合肥人,蔡晓舟应首当其冲。1885年,蔡晓舟出生于合肥。虽然在1933年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但他的一生却是充满革命的一生。早在1908年,他就参加了由熊成基领导的、被誉为“辛亥革命前奏曲”的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1926年11月他又领导了大革命时期合肥地区的第一次武装反抗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吴山庙武装起义。而在“五四运动”前后,他更是积极参与,唤醒民众,拯救国家。
民国初期,蔡晓舟就来到了北京,经友人推荐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兼作研究,力倡科学与民主。后与高一涵、程演生等在北京筹备成立旅京皖事改进会,编辑会刊《安徽》。据史料载,这期间蔡晓舟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从文化运动到理想社会》一文,较早地阐述了中国所面临的四大障碍即男女阶级、智育阶级、资本制度以及国和家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争取平等权等权益,全面展现了蔡晓舟从文化运动来改造中国社会从而达到理想社会的思想。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蔡晓舟也参与其中,带着学生一路高呼口号。学生们的请愿和讲演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并抵制了巴黎和约签字仪式。在这一斗争中,蔡晓舟一直关注时局变化,悉心搜集有关资料,决心把这场伟大的运动记录下来,传于后世。
于是,在1919年7月前后,蔡晓舟带着他的表弟、北大文学系学生杨亮功夜以继日地编撰《五四》一书,10多天后就拿出初稿。全书包括五四运动之成因、学生游行示威始末、全国各界对五四运动的响应、各个媒体的舆论、全国各地支持五四学生的函电等,描述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并对起因与影响作了分析。
1919年8月,用新闻纸印刷的25开本《五四》一书面世,一时间洛阳纸贵。有学者指出,这本书是中国记录五四运动的第一本史料集,在迄今关于五四运动的所有资料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领导安徽学联的
周新民
除了蔡晓舟,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合肥人还有一位,他就是1897年10月出生于今天庐江县乐桥镇的周新民。
据史料载,1918年,21岁的周新民考入设在当时安徽省会安庆的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周新民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安庆后,群情激奋。以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为主的安庆各校学生,立即起而响应。
1919年5月6日,安庆各校学生代表在法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8日集合安庆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同学,周新民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被推选为组织、领导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全省学生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5月8日上午9时,各校学生3000余人一起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省长公署时,周新民和王步文、方乐舟等六名学生作为全市学生代表,向省长请愿,要求以安徽省名义,向北京提出“死保青岛,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的严正要求,终于迫使省长同意照办。
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周新民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了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因此后来被推选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在‘五四运动’前,思想上对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不清楚的,‘五四运动’后,在参加学生运动中,使我不断地受到教育和锻炼,我的眼睛才明亮些,我的头脑才清醒些,逐渐认识今后应走的道路。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来引导我,我一定要走不少错路,决不能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领导我为革命而斗争的是中国共产党,引导我看清了革命道路、早年就争取入党的是‘五四运动’。”
据史料载,“五四运动”以后,安徽学生及一些群众日渐觉悟,对当时的政治和教育极感不满,爆发了一系列革新教育、反对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而这些斗争活动,周新民都积极参加并亲自领导。而且,“五四运动”后,安徽出现一些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革命组织,1922年初,舒传贤、周新民等在安庆建立团组织,同年10月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周新民成为首批团员之一。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地方团组织之一。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在上海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省学生运动的指导和工农运动的支持。
合肥各界对“五四运动”的响应
其实,在“五四运动”中除了蔡晓舟、周新民等这些积极参与者外,当消息传到安徽后,合肥各中小学也闻讯而起,举行了多次以学生为主、工农商各界参加的前所未有的示威游行,而广大市民也纷纷加入了集会游行、抵制日货等行动。
据史料载,1919年5月上旬,合肥城内各学校即着手准备工作,推选金巽甫等十余名代表,成立合肥县学生联合会,决定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15日,全城各校罢课,4000余名师生在卫衙大关的公共操场集会。会上由学生联合会代表报告了北京五四真相及各地响应情况,并以庐州学生团名义发布了《泣报同胞》的檄文。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一时间,鼓号声、口号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广大民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在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全城各阶层人士也纷纷投入到反帝斗争的行列。
除了合肥县城内学生民众积极响应外,“五四运动”爆发后,素有学生运动“火车头”称誉的巢县青年翟宗文,联络在安庆、芜湖及北京等地读书的30多名巢县籍青年学生陆续回到巢县,在巢县城乡广泛宣传五四精神。1919年6月中旬,联合会组织巢县各界3000余人,在巢城儒学场召开群众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
而抵制日货则成为合肥群众响应“五四运动”最直接的行动。据史料载,合肥市民和进步商人成立了爱国会,广泛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除了演讲宣传外,他们还组织了救国新剧团,排演“安南人卖天”等戏剧,警醒民众警惕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一系列行动使日货几无藏身之处,日货几乎绝迹,由日商出资的合肥电灯筹建公司,被迫关门倒闭。在内河唯一行驶多年的“戴生昌”号日轮经营也日趋惨淡。
更为重要的是,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合肥地区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步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转变,为本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合肥、巢县、庐江地区先后有陶淮、胡允恭、胡宏让、李慰农、周新民、蔡晓舟、童汉章、崔筱斋、李坦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北京、上海等地及法国、苏联求学,寻求革命真理,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合肥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随后,崔筱斋、曹广化、胡济、童汉章等先后返回合肥,创建了合肥城乡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为合肥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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