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者远见于未萌——写在胡适诞辰12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曹昱

2011年12月17日，是徽州人胡适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曾打起 “白话文革命”的旗帜，亲自上阵，投掷出《文学改良刍议》这一颗“文化地雷”，并以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尝试集》开启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

学术研究是他一生痴迷所在。他屡次由政界返回书斋，孜孜不倦于数年，以西方实证主义精神“重估中国学术”，著哲学史、考证章回小说。将中国诸多思想领域引上了学术研究正规。

他晚年的入室弟子，祖籍合肥的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经这样评论他的老师——“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

今年，中国胡适研究会的专家与学者们曾多次举办胡适思想的研讨会。值至岁末，让我们再次回望胡适这位安徽籍先哲，并与他们一起盘点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开创之举。

“疑古”开史学研究之新风

历史学研究要以真实材料为基础，并以此评估历史事件的真实价值。这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公认的正确观点。因为讲究“真材实料”，就不得不说起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疑古”思潮的兴起。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吴根友教授告诉记者，说到“疑古”思潮，人们自然首先想到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其实“疑古”思潮是由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三人共同发起的。

“甚至可以说，顾颉刚的‘疑古\’观，最初的启发来自于胡适！ ”吴根友教授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1917年前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撰写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8年出版，在史学界和思想界引起轰动。其“导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属于“疑古”范畴的。光是论述“哲学史的史料”问题时，胡适就从六个方面批评了中国古人有意或无意的作伪行为。

胡适甚至大胆断言 《庄子》一书，大概十之八九是假造的。这种过于勇猛的怀疑古代史料真实性的做法，对于近、现代“疑古”思潮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顾颉刚就在 《古史辩自序》中坦言，“在 1917年前后几年里，胡适发表的论文时，常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启示。 ”

吴根友教授认为，是胡适的史学方法催生了近现代的 “疑古”思潮，他本人的意愿是通过对古代史料的严格审查，来求得真实的历史。但他因此所开创的以“求真”为目的的新史学方法，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一切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致力于西为中用的哲学研究

幼学受正统国学教育的熏陶，青年时又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年轻的胡适在很早就同时感受到中西方文明的魅力。他为自已研究提出这样的设想：怎么样可以利用最好的方式实现现代文明同化，并把外界的先进作法变成我们自已创造文明的继续。

作为国外专门研究胡适的学者，俄罗期人民友谊大学的路文成（中文名）教授认为自已更能理解胡适的这种哲学研究思路。

路教授说，胡适坚持认为，世界独立发生过四个哲学系统，其中，中国与印度哲学为世界哲学的东支，希腊和犹太哲学为西支。而犹太哲学在经历过一段独立发展后，在汉代的时候加入了希腊哲学，这样组成了欧州中世纪的哲学，并最终演变成新时代的欧洲哲学。而在东方，印度哲学（即佛教哲学）加入中国哲学，并随着中国儒学的复兴，最终演变成自宋代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

“一个哲学加入另一个哲学，并获得自力发展的新冲动！ ”路文成说：“按照胡适的看法，世界哲学史过程的结局，将是只剩下西方和中国思想，世界哲学的未来就在于这两个思想的协同运作！ ”

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想法，胡适开始积极在中国文化中寻找与西方哲学精神相符的基础，并使之成为与欧洲和美国思想相连的桥梁，他意欲在新旧同化的基础上获得符合当时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科学和哲学思想。

而今天从事胡适研究的学者们也认为，胡适对于中国思想界的作用与影响是巨大的。他除了向中国开辟了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合理性科学思考模式外，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利用进化观念，挖掘中国哲学在世界历史地位与作用的第一人。

“你不得不承认，当时很多范围因为胡适的推动，实用主义成为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智慧更新的催化剂！ ”路文成教授用这样的话，为胡适西为中用的哲学研究思路作了如此评价。

在国学中寻自然科学的"根”

在许多人甚至学者的心目中，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是自由主义的大将，更是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争得美国朝野支持的功臣之一，但他在引进推动科学方面，则无大贡献。这种粗略的印象是否准确？这样的评价又是否“厚诬贤者”？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据陈方正介绍，胡适在美留学期间，曾短暂地选修过化学、生物学、气象学、果树学等学科。但因为其气质与知识底蕴所影响，胡适很快坚定了投向哲学等社科类学系攻读的意愿。

虽然如此，胡适仍然有许多接触自然科学的大好机会。因为他在康奈尔最亲近的几位好友都在科学领域：任鸿隽学化学，赵元任学物理，胡明复学数学。他们朝夕相处，相互切磋，学问上自然有许多互相补充之处。他身边这些才高八斗的朋友们当时有一个共识：自然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秘密，是更新中国文化的必经之途，也是中国未来的关键。那么，以胡适的聪明才智，他绝不可能意识不到自然科学的绝顶重要性。

陈方正认为，胡对于他几个好朋友如火如荼的科学活动无疑知道得很清楚，表面上看他好像志不在此，缺乏共鸣，实际上他是在寻找、酝酿自己的独特途径。

“如何保持与科学的某种关系，当亦是他反复思量之事。 ”陈方正说,很长一段时 间内，他竭力为科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之内“寻根”。胡适曾在《科学》发志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分别是讨论新式标点符号之应用与“先秦诸子的进化论”，前者与自然科学没有直接关系，后者却是他以自然科学观念来审视古代哲学的第一个尝试，也是他日后在国学与科学两个不同领域开启通道之先声。

1917年6月，胡适学成回国。在此前后他的主要精力与著作主要放在风起云涌的白话文革命上，但归国一年半之后，就在“五四运动”前夕，胡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有关科学与考据学的论文——《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在胡适的学术观念中，自然科学、哲学、考据学三个各不相干的领域是可以融会贯通，相辅相成的。

胡适在其后所著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再次提到了他的上述观点，并有意 让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著名十字真言，成为历史考证学与自然科学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因子。陈方正认为，虽然胡适忽略了自然科学是有严谨结构的，是建立在新发现的理论和规律之上的，但是对于对于一位三十来岁，学术背景全然在文史哲方面，然后一朝 “暴得大名”的年青人来说，我们似乎不应过份苛刻。

“他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背景薄弱，但他看到了未来潮流，所以仍然愿意披挂上阵，以另一种方式为科学打气，光这一点，已值得赞扬与肯定！ ”陈方正如是说。

位于绩溪上庄的胡适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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