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活着，才有可能 朱晓凯 媒体人，历史学博士，著有《深呼吸——我的新闻实践乱弹》、《李克农传》、《陈独秀人生哲语》等。

只有活着，才有可能

朱晓凯

媒体人，历史学博士，著有《深呼吸——我的新闻实践乱弹》、《李克农传》、《陈独秀人生哲语》等。

2015年元旦一大早，大概是7点钟左右吧，打开手机，看到了一则让人目瞪口呆的消息：就在几个小时前，上海外滩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36个年轻的生命，再也没能看到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他们永远地离去了。而就在他们消逝的那一瞬间，围聚在他们身边的，却是黄浦江边十万多迎接跨年的激情澎湃的人群。然而，这36个年轻的生命还是孤独地走了，这是一种喧嚣热闹中的孤独。也许，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孤独吧？

记得小时候，凡是有人出差到上海，母亲总会托人给捎带点东西，有时候甚至就是几根针、几团线。母亲说，上海的东西质量是最好的了，哪怕就是针头线脑，那在全国也绝对是顶呱呱的，因为那可是“大上海”啊！母亲年轻时在上海的工厂里做过学徒，从内地的小城镇走进沿海的大都市，上海之繁华、之热闹想必让她大开了眼界，以至于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她，也仍然对当初的那个“大上海”印象深刻、念念不忘。是的，大上海，这个被人们称作“东方巴黎”的大上海，仅仅是常住人口就有2500万人，比世界上许多国家一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又怎么会担不起这么一个“大”字呢？因此，一直以来，上海的城市管理都是中国城市管理的典范，诸如APEC、世博会等超大型的会展活动，也都被顺理成章地放在了上海举办。上海人和上海这座城市一样，见惯了各种大场面，他们游刃有余，处变不惊。然而此次外滩踩踏事故，却一下子让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现出了原形，让向来以此为傲的上海人露出了尴尬。不过，上海如此，其他城市呢？恐怕问题就更多了吧。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真正实现科学、高效地管理好城市，中国所有的城市或许都还有不少课要补吧。

俗话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假如说在此次踩踏事故中，城市管理存在差距、尚需补课，这属于外因的话，那么内因又是什么呢？也许内因有很多，但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就在一个“挤”字。现场人多到爆棚，多到前胸贴后背，多到人与人之间早已没有了安全距离，这才最终引发了接二连三的踩踏，进而酿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的惨剧。有学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是1.2米，除非是你特别信任、熟悉或者亲近的人，否则无论是说话还是其他的交往，超过了这个距离，都会让你产生不安全的感觉。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乘坐电梯，人们在乘坐电梯时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目无表情地抬头盯着显示屏上的楼层数，这是因为在电梯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没有了，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私人空间”受到了侵犯，他们傻傻地看着楼层数，或是为了化解这种不安全感，或是为了等待着尽快逃离。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跨年夜的外滩，又会有那么多人宁愿舍掉安全距离，而硬是要扎堆挤在一块儿呢？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都等着在跨年的时候齐声高喊“321”，或者说，都在等着一起“看热闹”。你当然可以说“看热闹”绝不是中国的特产，世界各国也都概莫能外，但问题是当我们的城市管理还存在着不少漏洞，而“看热闹”的人们又都将自己的安全距离置之脑后时，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埋下了酿成巨大风险的祸根呢？此次上海外难的踩踏事故，算得上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生命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城市应该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努力保护好自己脆弱的生命。毕竟，只有活着，才有可能。

我是合肥德胜门人

王钱蓉

编剧，电影学硕士。曾负责韩寒、安妮宝贝等作家的图书营销与策划，以编剧、制片身份参与《喜羊羊灰太狼》、《地狱十九层》等电影的制作

合肥南城有两个门，南熏门和德胜门，我家住在德胜门外二里河旁。爷爷动不动就会跑来跟小字辈们说，我们是德胜门人。连我妈，都会跟着赶热闹。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不知道合肥的德胜门到底在哪里。

这两年回合肥，总有人说，走，去中隐于市喝一杯。每回听到这里，都老大不乐意了，那是我家，我们老王家，我二爷爷、三爷爷家，你大大方方约我去我家，你说可奇怪？

那是小时候挨家挨户拜年的巷子。每年过年，爷爷都会写满屋子的对联，念念有词，这是我们姓王家的对联，以后，无论你走到哪里，如果有人家门口贴这个对联，你就去敲门，问问人家什么辈份。那都是一家人。

那会儿我七八岁或八九岁，看着对联上的“风延黄鹤，书换白鹅”，感觉古怪极了，大过年的，左边一个黄鹤，右边一只白鹅。还好奶奶会唤我们去吃糯米，热气腾腾的一大盆，盛一碗，撒把白糖，然后赶我们走，快走、快走，要下肉了。那是童年里最温馨的景象，只要有糯米圆子，就要过年啦，过年了，就要有压岁钱啦。

我就是在那条街上，抱着一怀的黄鹤、白鹅，给路口的二爷爷家送去，再踉踉跄跄去巷子底的三爷爷家。

那些只有我能去的我们家，变成所有人都能去的大家的家。Yoyoo说，要不我们去路口的罐头党吧，我有那里的VIP卡。刚坐下，就立刻划势力范围，这是我二爷爷家噢。心想，你们不能反客为主噢。说这话时，心头一惊，什么时候我变成了，我爷、我爸？

爷爷说，我们老家在江西，瓦屑坝。老祖宗逃难来到合肥，把一个铜锣敲成三块，三兄弟一人拿一块，各自逃难。如果有一天再遇到，拼到一起，就是一家人了。我们是铜锣王，这是老王家的祠堂对子，两晋家声远，三槐世泽长。

就这样，被爷爷念着长大。直到有一天，看到《合肥四姐妹》里写到，合肥张家元末明初自江西瓦屑坝迁于合肥，心头一惊，原来他们家跟我们家是一个地方的人呀？不瞒你们说，当时，胸中顿时燃起一片小自豪来。原来我们老家那个满地都是碎瓦片的小破坝，出过那么体面的人家啊，来来来，音乐响起来，屁股扭起来。

这一研究不得了。不光合肥张家，李鸿章、刘铭传，包括稻香楼楼主龚鼎孳等一众合肥叫得上名号的人家，都规规矩矩地在祖谱上写着，元末明初，自江西瓦屑坝迁于合肥。

就当我正襟八百，准备以“前”字辈长女的身份，向我的弟弟妹妹宣布，老王家原本也是师出名门这一惊人的历史发现时，突然在网上发现高中同学戴丁丁的爸爸，戴震叔叔的一篇文章，说合肥大部分土著居民的老家都在江西瓦屑坝，不仅如此，安徽半数先民也都从江西迁来。

而合肥话里的“解手”，相传，也是源于那个时候。据说，我们老祖宗从江西到合肥的时候，都用绳子反绑着手，惟有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把绳子解下，因而有了“解手”。

发现这段历史的时候，正在上海。在李鸿章七姨太的丁香花园里，假模假势地喝着下午茶。门口的华山路穿过静安寺，是合肥李的重外孙女张爱玲的故居，就是门口有电车晃啊晃啊，太阳光静默地从房间的这头移到那头的，那些个传奇的时代。而我们合肥人的老祖宗究竟发生了什么，需要用绳子绑着他们？我们家又发生了什么？要世世代代、几百年如一日的，在门口贴着王姓的春联，等着战乱中失散的家人，来敲门？别急，待我以后慢慢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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