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纪事:1962年——1976年

许若齐（五零后，作家，现居合肥）

一

我的阅读是以卑躬屈膝的姿态发端的。

那时六岁，小学一年级。

屯溪的新安江边有一小公园。江堤上支摆着一排排小人书摊，有矮方木凳，坐看。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被绘成六十本，在书摊上直码起来，哗哗占了一大块，一足独大，其他书断难成鼎立之势。我眼馋，却又身无分文，只好捱着身子，站着低头弓腰，与坐方凳者合看。这种揩油的勾当得小心翼翼，远近要拿捏好，千万不能冒犯那位付钱的主。否则只要一个白眼过来，哪怕看到再精彩处，你也要嗫嗫而退；重则被摊主轰出十米之外，如同饭店驱赶乞丐一般。

就这样，春去秋来，没花一分钱，我断断续续看了几十本，从“桃园结义”一直到“三家归晋”。天下合分，英雄辈出，文韬武略，斗智斗勇；而我低声下气得也实在累人，可想想曹营中的刘皇叔，关键时候都能种菜装孙子，也就释然了。

作家余华在《兄弟》里对文革那一段如是说：那年月里很多男人在厕所里偷看女人的屁股，都平安无事。无独有偶的是，那年月里很多小孩都偷书，也很少像那个倒霉的李光头，被逮了个正着。我生逢其时，也做过几回偷书的勾当。那时还没读到鲁迅先生的书，不知道还有“窃”一说。

父亲在卫生学校工作。停课了，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一天，发现图书馆大门洞开，里面书刊满地，一片狼藉，显然已被扫荡洗劫过。我们蜂拥而进，如入无人之境。挑肥拣瘦了一番，每人都捧了一摞子出来。这算偷吗？前些日子抄家成风，红卫兵冲进人家，搜砸掘挖，金银细软席卷一空；稍有反抗，宽皮带呼啸过来，打你个头破血流，遍体麟伤。红卫兵做得，红小兵就做不得？！何况此举还相当地“温良恭俭让”。

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几个家伙拿的竟全是《妇科学》、《妇产科手册》之类。在以后的那段日子里，那几个变得神秘兮兮的，常躲在偏僻处，绘声绘色地说着什么。有一个跑来悄悄地对我说，他知道了女人为什么要在结婚后生孩子，而且最快要一年时间。这事我以前也一直弄不明白，为啥婚礼上客人都喜欢对新人说“早生贵子”？这小子说得有根有据，我则半信半疑。邻居里有个女人挺着大肚子，整天吃好喝好的不干事情，我可不敢到她那里问个究竟。

我“偷”的是三大本厚厚的《中国民间故事集》。书里面有汉族的传说神话，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一开始读汉族的挺有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后好人都皆大欢喜，结尾一律是：从此他（她）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多了，也就腻了；少数民族的故事悲剧居多，王子与牧女，渔夫的儿子与王国的公主，一个个你死我活的，咋就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呢？难过归难过，诸如善良正直勤劳等品质一类亦润物细无声地植入。我至今依旧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坏人，关乎此书的潜移默化。

二

以后长成少年，就迫不及待地进入“大毒草”的园地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都是受批判的禁书,我却如饥似渴地去找、去读。固然有英雄主义情结的激荡，一点点的爱情描写又溅起多少浪漫的想象。纠结的是，一旦“渐入佳境”，总会无情地被撕去几页，让你遐想无限，然后慌不择路地去寻觅另一个“足本”。有的书名很吸引眼球，内容却很失望，如，《我们播种爱情》，纯粹一个标题党！

毫无疑问，《青春之歌》让我“中毒”最深，尽管我那时离青春期还有两三年。可以想象这株“大毒草”一旦根植进一个少年的心田，会野火春风般地长出多大一片草地。

这本描写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的小说如此让人如醉如痴，忽隐忽现的爱情描写功不可没。女主人公林道静分别与三位男人有过情感交集：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第一位不愧为泡妞高手，尽管是个北大国学高材生，但在北戴河海滩上对道静这位落难少女发起的情感功势却是相当西式的，他在喃喃的涛声里热情地诵读海涅的诗句：我用轻细的芦管写在沙滩上：阿格纳思，我爱你……由此生生地俘获了“小林”。这段恋情的结局当然是“主义”抛弃了“问题”。

革命是严酷的，随时流血牺牲，爱情却使其抹上了一缕暖色，那个风雪之夜堪称“血色浪漫”。老革命江华对林道静直截了当：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他突然又抱住她，用颤抖的低声在她耳边说：‘为什么赶我走？我不走了……\’道静直直地注视着江华那张从没见过的热情的面孔。他那双蕴藏着深沉的爱和痛苦的眼睛使她一下子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屋外是一片洁白，雪很大，还掺杂着凛冽的寒风。屋上、地下、树梢，甚至整个天宇全笼罩在白茫茫的风雪中……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并不是他呀”……

这段文字在情感干涸的禁锢时代极具“杀伤力”。恰好又弄到一本同名电影的画册，青春靓丽的谢芳，扮演了林道静。这使当时多少男人，产生了多少健康或不太健康的想法。于我而言，迷恋则得以持续、延展、具像。其构成是明澈的眼睛、秀美的脸庞、青色的旗袍、如旗帜一样飘扬起的红色围巾……

那时在眼前扬起的不仅仅是红色围巾，还有蓝色水兵服的飘带，那是冬妮娅的，在那遥远的俄罗斯（现乌克兰）。少女时代的她，像白桦林里一只奔跑跳跃的小鹿。冬妮娅最终没有被炼成钢铁，成为保尔同志的战友，而成为“酸臭”的资本家太太。我不能忍受保尔在分手时对她的羞辱，“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喜欢她身上有的“一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

三

莫泊桑的《人生》是我在祁门阊江边的一个山村，就着如豆的煤油灯读完的。那时我已是一个师范生了，在那里“开门办学”。

村子有一个老宅子，住着一户特别的人家，住着一对五十多岁的省城下放夫妇，文化人。我那时与H同学以文学爱好者自居，正酸得不行，便慕名上门，遂成了他家的常客。二老对人生的坎坷与不公似乎已心静如水，在这偏僻的山乡简朴地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见我们年纪不大，还能说说《三家巷》、《青春之歌》、郭小川与贺敬之什么的，就以为我们是可堪造就之材。于是在那黝黑斑驳的老屋里，二老常常与我们慢条斯理地侃侃而谈。我们半是虔诚、半是受宠若惊地听着，心灵倒也有一种缓缓的开启感。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雪莱……就好像村里晴朗夜晚天空上的那些星星，那么遥远、那么闪烁。

一本书在同学中传转着，听说是从老宅里流传出的——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生》。好长时间到不了我的手上，用一位老哥的话说，此书少儿不宜。我用阿Q的话反击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何况敝人已年方十六了。最后我还是得手了。其实，最让我怦然心动的已不是书中若干情爱的描写。而是女主人公约娜的跌宕的人生经历。

我是在阊江对面的树林里读完这些章节的。周围出奇的静，没有风，初春的树梢翠绿笔直，树下的草地青葱可人。阊江里盈满了桃花春水。我仰天而卧，看阳光透过密匝匝的树枝，缕缕点点地投射下来。先是一种温柔的、蚀人心骨的感伤弥漫全身，突然又很严肃地思考起诸如人生、爱情、生与死这样的问题。几十年后的今天该是怎样呢？我还会在这里呆兮兮地胡思乱想吗？是不是像书中女仆罗莎丽所言：人生从来不是意想中的那么好，也不是意想中的那么坏。

四

毕业后，我就在一所中学里“为人师表”，开始了误人子弟的生涯，那些学生也比我小不了几岁。一日，工宣队召集开会，布置紧急任务：在学生中收缴手抄本。措词十分严厉，要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认识之。行动是迅速而有力的，不两日，我这里的战利品就装了两书包。这些没有作者的作品杂乱地抄在各色纸张上：练习本、公文纸、进出货单据的反面……一个完整的版本，多则十几万字，少则几万字。如《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绿色尸体》、《第二次握手》。大名鼎鼎的《少女的心》不在其中。此书很黄，用工宣队长的话说，看了就想当流氓。

抄写的方式为“接龙”，一本由几人、甚至十几人流水作业完成。字迹或老到、或稚嫩；或潦草、或工整。圆珠笔、钢笔都有。涉及爱情描写的，一般都抄得清清楚楚，看得出抄写者是用了心思。我正愁没书看，也是好奇心驱使，便私下截留了几本，不看白不看。时值隆冬，夜里常常拥被而读不能寐，不觉东方既白。多少年后，才知与金圣叹所言心曲款通：在风雪之夜，闭上家门读禁书，是人生一大乐趣。

与民间“手抄本”对应的则是官方的“灰皮书”了。可以这样说，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灰皮书”及其影响定是不可缺失的章节。如果说，在那个晦暗的年代里，“手抄本”是看得心跳的“大众阅读”；“灰皮书”大概可算做读得深沉的“精英阅读”了。

灰皮书，貌如其名，很低调。在它最后一页的下方，总印着一行小字：内部发行或者是供批判使用。本来，这些书的购买、阅读都限在一个窄小的范围内。“文革”使天下大乱，也使灰皮书的发行阅读都没了章法。我第一次读到灰皮书是在七十年代初，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觉得这个斯大林与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中的那一个不大一样。我从《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以及其他几本有关格瓦拉的灰皮书中，感觉到外国的英雄似乎与中国的有点不一样。中国传统的英雄如龙似虎，切却像一只冷峻、孤独的鹰，掠过我的心灵。而他“我的双脚又一次触到罗西南特（唐吉珂德战马的名字）的肋骨，于是我抗起盾牌，重上战场”的诗句，更让我魂飞到了万里之遥的拉美林莽，久久地耽于激情燃烧的幻想之中。

夏伊勒著的三大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让我在三天三夜里，处于一种极其亢奋的阅读状态。至今我还没有读到一本生动、翔实超出其上的史书。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产生过康德、歌德、席勒、贝多芬这些大师巨匠的伟大民族，会容忍、屈从在这样一个疯子与流氓的脚下。

灰皮书使我结识了一批年长的朋友，走动的最勤的是J兄。他十八岁便是红卫兵的大头目了，命运多蹩，“沦落”到师范与小他十余岁的我为同学。初次见面，他的一句话让我刮目相看:伟大领袖当年不也是师范生嘛！他很有才，谈锋犀利。冬天的夜晚，在他蜗居的小屋里，门窗紧闭，听任北风在外面呼啸。我与他小桌对坐，一锅辣椒炖狗肉，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瓶八角钱的山芋干酒；古今多少事，尽付酒话中。常常聊至夜半，我踏着一地寒霜而归。可惜此公1976年后未能走出徽州，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近年他研究《孙子兵法》很有成果；还写了一部关于朱升的长篇小说，获奖。我拜读，笑曰：老兄“帝师”情结重啊，你是把想做而未能做的事情都交付书中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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