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合肥” 遭受恶评的隐情

○《龚鼎孳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江南通志》中关于龚鼎孳的介绍

○龚鼎孳行书五言诗轴

明末清初，合肥人龚鼎孳声名远扬，有“龚合肥”之称。作为朝廷高官和文坛领袖，龚鼎孳一生跌宕起伏，历经顺逆毁誉。特别是诸如“明朝罪人，流贼御史”、“千金置妓”、“亏行灭伦”等词语，常被用于对龚鼎孳的评价中。这些评价准确吗？其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江左三大家”之一

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也就是1616年1月5日，龚鼎孳出生于合肥。据史料记载，龚鼎孳祖父和父亲都颇有文名，受家传影响，龚鼎孳少年早慧，十二三岁时即能做文，亦擅长诗赋古文。明崇祯七年(1634年)考中进士，任湖北蕲水县令。后因镇压张献忠起义有功，升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投井自杀，被人救起后辅李自成，任直指使，巡视北城。受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

到了清顺治元年(1644年)，睿亲王多尔衮进京，龚鼎孳迎降，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顺治三年曾受弹劾，但因皇帝赏识仍任原职。顺治十一年，因法司章奏过激，涉及满汉关系，被降职调用，下至南苑蕃育署管菜园。后又被贬去广州。康熙元年(1662年)官复侍郎。后历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会试下正考官等职。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1673年10月12日)因病去世。

龚鼎孳不仅自己洽闻博学，而且惜才爱士，因能保护文人学士，为民请命而享盛名，对困厄贫寒名士常倾力相助。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又由于他富有才气，诗文并工，因此，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而不少人熟悉龚鼎孳，还因为他迎娶了名列“秦淮八艳”的顾眉。据史料记载，顾眉不仅貌美，而且工诗词，画兰花，诗风清丽幽婉，画亦著名，有《柳花阁集》。当时以才艺双绝与文人名士交游甚广闻名。后来龚鼎孳娶了她，深得宠爱，时称横波夫人。

但就是这样一位贤能之人，却在一些史料中被评为“明朝罪人，流贼御史”、“千金置妓”、“亏行灭伦”等，甚至在一些正史诸如《清史列传·龚鼎孳传》、《清史稿·龚鼎孳传》中都有类似的评价。“顺治三年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言鼎孳辱身流贼，蒙朝廷擢用，曾不闻夙夜在公，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闻讣仍复歌饮留连，冀邀非分之典，亏行灭伦，莫此为甚。部议降二级。寻遇恩诏获免，累迁左都御史。”这就是《清史稿·龚鼎孳传》中的记载。

这是为什么呢？

遭受恶评被弹劾

查阅史料和通过清史专家的考证，我们了解到《清史稿·龚鼎孳传》等史料中所说的顺治三年（1646年）弹劾龚鼎孳的给事中孙垍龄实为孙珀龄，也称孙伯龄。上文中孙垍龄应系笔误所致。这位孙珀龄为何要弹劾龚鼎孳呢？这还要从孙的父亲说起。

我们知道，明末之际党争激烈。尤其是复社与阉党，二者势不两立。作为复社成员，龚鼎孳与孙珀龄之父孙之獬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

孙之獬（1591—1647），字龙拂，山东省淄川县（今淄博市博山区）人，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明崇祯年间，官至翰林院侍讲的孙之獬被列入阉党逆案，革职为民。后入仕清廷，官至招抚江西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因“久任无功，市恩沽誉”，再遭罢免。回籍之后，死于谢迁义军之手。

我们知道，清廷入关后，为了征服汉人，特地制定了一项政策，那就是剃发易服。此时，孙之獬为争宠效忠，一门心思揣摩并迎合统治者意图，率先剃发改装，并且煽风点火，因而被视为强制推行“薙发令”的始作俑者。从我们今天来看，为清廷“满化”政策推波助澜，激化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孙之獬助纣为虐，实属民族败类。

因此据《清史稿》记载，顺治三年（1646）七月起，科道言官吴达、李森先、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等人纷纷弹劾原系阉党余孽的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李若琳“故习不移”“揽权纳贿”。冯铨时任弘文院大学士、礼部尚书。龚鼎孳积极参与，揭发冯铨在前朝依附阉党魏忠贤，作恶多端。而冯铨则以牙还牙，当场反驳，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摄政王多尔衮对率先剃发效忠的冯铨等人有意偏袒，责问龚鼎孳是否属实，龚鼎孳以“不做忠臣做良臣”的魏征自辩，受到多尔衮的嘲讽和斥责。

因此，在一份致陈名夏的《与陈冢宰》中，龚鼎孳写道：“某于顺治三年七月内，为孙五粒掌科所论。”说的就是孙掌科（即孙珀龄）是孙龙老（孙之獬）之子，因其父曾经遭到龚鼎孳等人弹劾，故“强牵闺阁之谈”，重提“无关大节”之旧事，借机“挟仇报复”。

的确如此，我们知道，龚鼎孳迎娶顾眉，此事发生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直到清顺治年间，孙珀龄还翻出前朝的陈年旧事，显然带有个人成见。而龚鼎孳之父于顺治三年（1646）四月卒于合肥，由于交通不便，龚鼎孳六月始闻丧讯，随即离京，回籍守制。此前的两个月间，龚鼎孳和顾眉并不知情。所以，孙珀龄说的“及闻父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一语，与事实不符，明显带有敌意。

恶评背后有隐情

应该说，在封建官场，你争我斗，明枪暗箭，是不足为奇的。而在入清之初，满汉冲突，异常激烈；派系门户之间，相互角逐较量。龚鼎孳身陷其中，现在来看也是寻常之事。

特别是，龚鼎孳曾任给事中之职。给事殿中，常侍皇帝左右，辅助处理政务, 监察纠弹官吏。身为言官，龚鼎孳满怀忧时报国之心，秉公直言，力图纠正时弊缺失。据史料记载，明末之时，龚鼎孳就勤于上疏言事，敢于弹劾权臣。李清《三垣笔记》称：“每逢早朝，则自大僚以至台谏，咸啧啧附耳，或曰曹（良直）纠某某，或曰龚（鼎孳）纠某某，皆畏之如虎。”孟森先生认为：“其所纠弹，未尝不符公论”。

而由于负性刚直，嫉恶如仇，龚鼎孳常常置身于风口浪尖。他坦承：“君子小人之不能并立，犹夫冰炭之不相入，而熏莸之不共器，其来久矣。”在《金陵篇，用李空同汉京篇韵》中，龚鼎孳又写道：“世事从来多反复，沧桑眼底翻陵谷。当年刀笔太纵横，此日风云纷角逐。”他自己也认为，曾经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但是，其敢于直言的个性依然不变。而弹劾龚鼎孳的孙珀龄也颇有势力，他还是后来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的门生。服阙返京后，龚鼎孳长期不被起用也与此人此事有关。

因此我们说，史料记载有时未必真实客观，难免存在一面之词或一家之言。由此，往往导致某些人和事长期被误会、被曲解。就拿孙珀龄来说，他既为孙之獬之子，由于上述特定的背景和原因，结合上疏内容客观分析，其弹劾龚鼎孳确实存有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嫌疑。其实，若论“明朝罪人”，他的父亲孙之獬也是改仕清廷的，又何尝不是呢？

通过一些史料我们也可以看出，“龚合肥”龚鼎孳的确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人性弱点，但是，他的义善之举却赢得了广泛赞誉，比如，为民呼吁请蠲请赈、冒险救助落难遗民、大力提携青年才俊等。当时的不少名人雅士就对他多有称赞，比如王士禛说，“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吴伟业也说，“倾囊橐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

□李学军程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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