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抗日歌曲，迎接大阅兵的到来??查良策

1937年北平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我们全家在当数学教师的父亲的带领下，由江浙流浪、逃亡到皖南崇山峻岭中的屯溪镇（现黄山市）。在这逃亡的地方，除去父母挣的工资外，全家别无经济来源。

还记得，在位于三江口的、建造于明朝嘉靖年间的老大桥（当时街头活动的中心场所之一）上，我多次看到东北流亡学生含泪高唱着“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离家》与《上前线》。当时，周围的许多百姓与他们一同流着泪。那一悲泣的场面实在令我难忘！它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印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久后，我便学会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脱离了我的家乡……流浪，流浪……”

1940年，我曾就读半年的休宁县万安镇省立休宁中学惨遭日机轰炸，此后，日机经常在这一带上空骚扰，轰炸休宁、屯溪，处于两地之间的万安几无一日之安。很快我又转学到屯溪柏山皖中，但敌机也经常凌空，仍无一日之安宁。于是，我们只能避开寺庙校址，躲在依山低洼的山沟中。不久，我又被迫转学到坐落于歙县的偏僻江村（血吸虫病重灾区）的徽州师范，在破损的祠堂屋中上课。

师范学校重视主课音乐。这样，从1943年始，经常伴随着我的是一首首抗日歌曲。可以说，唱抗战歌曲对我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我的心中始终蕴藏着深厚的爱国激情。紧接着的1949年，我高中毕业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又主动请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幸在天津南开大学就读。当时，校园里保留有1937年日本侵略者侵占时的炮弹、轰炸遗留的痕迹……这些都是促使我到处收集抗日歌曲的原因。1960年暑假，我终于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买到195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全集，共四本）。此后，在北京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教的几十年中，这套全集成了我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在学生纪念抗战胜利排练班级节目时，我组织过几次抗日歌曲演唱；两个在学校曾参加过新四军的许杰、黄某某等同志也曾借阅这四集歌本识唱。

至今，我仍能记得并高唱1935年问世的《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一二·九”运动时推出的《毕业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田汉、聂耳作词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的代国歌、现在的国歌）；还有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日本安倍首相缺乏正视历史、没有道歉诚意的“八·一四讲话”出台之际，在9月3日天安门广场大阅兵仪式的前夕，重温共唱《抗日战争歌曲选集》中的歌曲，其现实意义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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