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黄山戴耕玖
将潘之恒视若神明者,是解放前出家为僧,解放后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对黄山历史颇有研究的何悟深的独到见解。何老先生在他创作的一篇民间传说中,将潘公奉为黄山山神。不过,在研究了潘之恒在黄山所作所为及其贡献后,你就会发现,如果黄山真要选一个山神爷,还真是非他莫属。将他奉为山神,也算是在文字上为他立了一方功德碑,也算还了他一个公道——纵观黄山历史,比较古今人物,潘公功劳之大,真无几人能比!
潘之恒(1556—1621),字景升,号鸾啸生、冰华生,岩寺镇人(现徽州区)。明嘉靖时官至中书舍人,得汪道昆保荐,入“白榆社”,两次试太学未中,从此研究古文诗歌,恣情山水。他与汤显祖、沈璟等剧作家交好,曾从事《盛明杂剧》的编校工作,撰有《叙曲》、《吴剧》、《曲派》等剧评。他所编刻的《亘史》一书有986卷。
他出身徽商世家、书香门第,先祖经营盐业、当铺,家资雄厚,在金陵(南京)、苏州、歙县均有产业。年轻时过着衣马轻裘、优游闲散的生活。在他65年的生涯中,却有40多年往来栖居于黄山。偌大的黄山,似乎成了他自家的一方庭院,因此,有人说他“一生沉酣黄海莽浪中”。他在《天都峰代绘记》中自述:“余认此峰40余年,凡向背转仄,晴雨寒暑变态,皆得其神情。”在清初闵麟嗣的《黄山志定本》上所记的他的几十篇文字,也足可证明,他强劲的足迹曾经遍布黄山的峰林沟壑;他曾经为诸多高官名流僧道当过导游;他对黄山的了解,达到了古书神话上的“山神爷”的标准——对所管辖的山川形势、历史沿革、有关掌故等等了如指掌并尽心竭力地呵护着。
他写《天都峰代绘记》是在明万历甲寅(1614年),若减去40多年,也就是说,他在18岁以前,就已与黄山结下不解之缘;他在黄山的最后一篇文字写在万历丙辰(1616年)7月8日,他陪高僧阔庵登天都绝顶,写下《天都峰顶三奇记》。这年,他60岁。之后,他离开黄山,寓居金陵,不过,他的心还在牵挂着黄山。他在编写140多卷的《黄海》,虽然,5年后他去世时,这本志书只完成106卷,但是,他所编撰的有关黄山文字的数量,至今仍是首屈一指的。
就是这位可胜任“山神爷”的黄山通,
却在他48岁时遭遇了一场尴尬——明万历丙午年(1606)初,潘公在一个名“鹫峰寺”的庙里遇到普门法师。
“我乃黄山人也。”潘公手捋长髯,不无自豪地自我介绍。
法师不冷不热:“既是黄山人,何不做黄山事?既不做黄山事,当黄山名者,不但虚其名,连山也虚了!”
一句狮子吼般的反问,自信的潘公豁然觉醒,从此,潘公从宣传性的解说转为建设性的开发。他在温泉边建起“有芑堂”,长期居住山中,专心支持普门开山——在他影响下,徽宁两府的乡绅富豪,土子学儒及其近亲远戚,故交新朋,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热心资助普门等高僧开山了。或者可以说,明万历年间的黄山历史上最大的开发,就是潘公一手促成的。后列数事以证:
1606年,他陪普门法师进山,求到道观“步云亭”土地,后扩建成慈光寺,并以此为基地,完成前海的开发;1610年,他在丞相源,偶遇寓安法师,擅自将好友汪图南的书院施舍给寓安,当汪图南远游归来时,寺庙已经建成;1610年重阳,他与方弘静、鲍正元、丁自宣、王之杰等人在“梅坞”(今观瀑楼)修盟再结“天都社”,并明确“天都社即普门外护”,护持资助普门开山;1612年,他在北海狮子峰侧与国子监祭酒汤宾尹、高僧一乘“三德聚合”,不久,“狮子林”建成……
后来,普门为感谢潘公的传世之功,专门写了一首歌颂的偈词:
宰官前导师,和尚后媒人。乘愿开荒径,运心总刹尘。
利生传忘想,化世带音闻。飞凤绿霄去,留巢送古今。
据说,潘之恒须鬓如戟,别人称他髯翁,他也自称膂髯,可见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体魄强健。堂堂相貌,耿耿情怀,尊为山神,该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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