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不止诗酒贪搜奇癖古煮香茗——许承尧茶事及《二娘子家书》

许承尧故居（资料图）□ 郑 毅

近代诗人兼方志学家许承尧先生一生经历坎坷而丰富；末代翰林、故里兴学；立志报国、政坛起落；文物收藏、笔耕不辍；造福桑梓、关注民生；他在诗歌、文献收藏与整理、书画艺术、文物鉴赏与收藏、教育等诸多方面都有突出成就。然“一生不止诗酒贪”的许承尧，还喜欢“搜奇癖古煮香茗”，尤其是其主纂的方志中记载大量茶史、茶叶生产的内容以及他发现的唐代《二娘子家书》，于茶文化的传承和研究亦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许承尧（1874-1946），曾单名芚，字际唐，一字葩公，号疑庵，室名眠琴别圃、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歙县唐模村人。许承尧一生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编纂出版了上迄秦汉、下至清末的《歙县志》16卷，集历代歙县方志之大成。另外，许承尧对乡邦掌故、轶事和佚诗佚文也颇为重视，他撰编的《歙事闲谭》30卷、《歙故》等，为后人研究历史和民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关于茶历史、贸易的记载及《二娘子家书》的发现和收藏，也为后人提供了茶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和佐证。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谈及茶叶在徽州经济中的地位时说“山郡（徽州）贫瘠，特此灌输，茶叶兴废，实为全部所系。……近山之民多业茶，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几乎将茶提到了徽州经济命脉的位置。徽州六县皆产茶且历史悠久，自唐时就有经营茶叶贸易的传统，并成为徽商几大行业（盐、典、茶、木、粮、布等）中非常重要的一行。宋元时期,徽州的茶商也很活跃。明清时期，尤其清中叶以后徽州茶叶生产更有着显著发展，徽商利用资源优势，以本地产区为茶叶商品生产根据地，然后贸易四方以至海外市场。由于徽州茶叶受到市场欢迎且销售良好，于是茶叶商业遂成徽商经营的“巨业”，徽商中也呈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据许承尧记述：“吾许族家谱载，吾祖于正统时（约1440），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似出贾风习已久……”位于歙县老城入口处的许氏茶商大宅院就是例证。这幢大宅院，虽然建造年代不长（1855），但建筑特色鲜明，设计风格新颖；它是许氏家族茶商在南下广州“发洋财”以后回故乡兴建的。当时，众多的徽商因从事茶叶贸易而致富，尤其是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去广东的商人也越来越多，不少茶商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或“发洋财”；而业茶多年的许氏家族亦是“漂广东”的一员。

茶业成为徽州的经济支柱，徽州茶商也活跃在北京、上海等全国重要茶叶商埠,并在当时的茶叶行业中占有一定地位。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记载：“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各行省。”“明嘉靖四十年的北京永定门外的《歙县义庄》自创设、募建以及修整等事项，其捐款则取于茶商为多。乾隆中期（约1750）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千。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与此同时，徽商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许承尧还在《歙风俗礼教考》中指出：“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足证徽茶运销广泛。其时，徽商茶叶销售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南向，经由江西运入广东地区。如歙县芳坑江氏茶商几代人都是从歙县运茶至屯溪，再经由江西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而达广州；二是东向，沿长江运往上海、江浙地区。清代嘉庆年间，就有徽商不断将徽茶运往上海，而到鸦片战争后，上海被作为通商口岸，徽茶汇聚于此更甚。如绩溪汪氏茶商、歙县谢氏茶商家族等。另外，浙江杭州、温州、金华，苏州、南通等地，都是徽商贩徽茶输入地；三是北向，经由大运河运往山东、京津、辽东地区。晚清黟县茶商孙理和、歙县茶商谢正安也经常运茶至辽东以及海参崴等地。

许承尧的《歙事闲谈》是今天茶研究者爰引的重要史料，它对于解开徽茶的晚清历史、尤其是了解歙县茶品类的特质等，有着决定性的启钥或参考作用。许承尧在《歙事闲谭·歙风俗礼教考》中说：晚清民国时期的松萝茶，基本上就是歙县的北源茶。“其茶统名松罗，而松罗实乃休山，匪隶歙境。且地面不过十余里，岁产不多，难供商贩。今所谓松罗，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较松罗无所轩轾，故外郡茶客，胥贩之于歙，而休山转无过问者矣。”值得一提的是，许承尧在《歙县志》中，对于歙县的名茶均有所评述并记载了茶的产地和制作工艺等，颇有特色。许承尧在介绍物产时说：“……其制而售诸国内者，有毛峰、顶谷、大方、雨前、烘青等目（大方以旱南有大方山而得名，或云仿僧之制法，故以僧名名之。产诸旱南者，味极浓厚，为邑产佳品）。毛峰，芽茶也，南者陔源，东则跳岭，北则黄山，皆产地，以黄山为最着。色香味非他山所及。顶谷言其山高，毛峰言其芽细，雨前撷之于谷雨前，烘青焙而不揉，枝之稍嫩次于毛峰者，盖销地各有所嗜，制品亦相其所宜……光绪中，出口称盛，产亦递增……迨今统计，全邑岁产近五万担”。据光绪十一年（1885）皖南茶厘总局的详文称：“查道光年间，皖南茶引岁销五六万道（注：当时每道60公斤），自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岁始销引十万余道。”民国《歙县志·食货志》载：“清道光时岁额销茶引一万五百一十八道”，歙县是产茶大县，茶叶销路看好，自然是激发了人们的种植热情。“歙土宜茶，而道光八年前出产无多，故须认销他县茶。厥后逐渐推种，求变为供。”

许承尧的这些记载基本反映了当时茶区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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