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三请丛良弼当伪青岛市长他都拒绝了

2010年2月7日清晨，一位城管队员在龙山路巡逻时发现了一块残缺的石碑，依稀可见“弼道号良悟之墓”字样。经文史专家鉴定，这正是爱国商人丛良弼的墓碑。这块墓碑本安放于万国公墓内 ，文革期间墓园遭到破坏，墓碑不知所踪，时过境迁，居然突然出现在距离丛良弼故居齐东路2号不足千米的地方。这几百斤重的墓碑究竟是谁放在此处？这些年这块消失的石碑究竟去了哪里？人们本已对此充满疑惑，但更离奇的事情又紧接着发生了，当傍晚丛氏后人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时，石碑却不翼而飞了……

丛良弼有仨老婆，他最怕大老婆

画面切换到八十五年前，1928年青岛振业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刚刚投产，此时已经六十岁的丛良弼也决定定居在这个海滨城市。他买下了济阳路17号的“石头楼”，随后张罗着请风水先生选地建造新宅院，随后他买下了齐东路、龙山路口的四亩地，盘算着把远在蓬莱老家的亲眷们也都一同接来。

丛良弼一生有三个女人，头一位就是当年金老板帮忙娶回的迟氏，这位夫人虽为原配，多年来却与丛良弼聚少离多，无论他在日本闯荡，还是在济南创业，她都一直默默守在蓬莱老家为他看管家业，养育子女。迟氏虽一字不识，却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是标准的中国传统女性，因此她的持家之道十分节俭，节俭到什么程度呢？她的儿媳妇曾抱怨她一条短裤穿了几十年，遍布破洞都不舍得扔，要帮她扔掉，她却拿起短裤看了看说：“这裤腰看着还结实，把这块儿撕下来留着吧。”这个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小脚女人，有着说一不二的性格，乃至丛良弼后娶的两房妾室，都躲得远远的。

丛良弼的第二位妻子，是个日本女大学生，名叫高桥幸子。幸子的哥哥是神户一家火柴公司的负责人，二人因此结缘。结婚一年，幸子就给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取名政门(字超杰)，丛良弼回家报喜，却被迟氏埋怨：“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这位原配夫人憋着一口气，隔年也生了个儿子，取名通门(字贯一)，有了这个儿子，迟氏便有了充分的理由不接受别人生的儿子进门。1906年，幸子又给丛家添了一个儿子柳门(字树五)。虽然给丛良弼生下这两个儿子，但这位日本太太最终却没跟随丛良弼回到中国。有种说法是，当年她与丛良弼是合约婚姻，两人的婚姻只维持十年，在此期间生了男孩归男方，生了女孩归女方，十年后幸子小姐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丛良弼回国后，她只带着一个女儿在日本生活。丛政门的儿媳妇杨永先女士，曾看过这位日本婆婆的照片，“非常漂亮，有气质，一看就是很知性的女人。”至于她为何会选择这种形式的婚姻，如今仍然是个解不开的谜。

此外，丛良弼在济南建厂创业时，还曾结识了一位当红青年女艺人，名叫刘婉英。刘婉英是天津人，擅长说书唱戏，生得小巧玲珑，很讨人喜欢 。因为了解迟氏对于自己娶妾的态度，丛良弼想出了一套说辞：从日本带回来的两个儿子，大的过继给了大哥丛廷苑，小的也需要有个人照顾，把刘氏娶回来，是为了让他照顾三儿子柳门的。即使这样，迟氏还是气出了心痛病，誓不相见，所以后来丛良弼不得不找人在旅顺口照着齐东路2号的图纸修了座一模一样的“丛家宅院”，给迟氏和她的几个孩子住。一直到1935年，迟氏一支才在丛良弼的坚持下搬来青岛。在嫡孙丛兆桓的记忆中，这位能说书能唱戏的姨奶奶，虽不受奶奶待见，却极受小孩子们喜欢 ，自己就经常跑去姨奶奶屋里听她讲故事。但丛良弼去世后，刘氏的日子就变得不太好过，特别是解放后 ，妾室的身份让她吃尽苦头 ，最后孤苦一人，郁郁而终。

“爷爷这一辈子虽然读的书不多，却十分懂得规划，不管是从商还是教育子女都是如此。”丛兆桓说，自己父辈的名字和他们的命运出奇得切合，而这些似乎都是祖父早都安排好的。在那个教为政之辅的年代，丛良弼的长子政门从事教育事业，是良弼小学的校长；次子丛通门继承父业从商，而他的名字恰巧取了四海通达的寓意；三子丛柳门，留洋法国攻读园艺专业，而他的名字也刚好于此相关。而作为丛良弼第三代的丛兆桓因爱好文艺，十七岁那年不顾家人反对只身北上学习曲艺，最终成为昆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他的女儿也就是丛良弼的曾孙女，正是为人熟知的中国著名电影演员丛珊。

日军三次请他当市长，都拒绝了

1935年，从旅顺搬到青岛，直到1945年丛良弼去世，丛兆桓和爷爷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如今回想起来，他说爷爷身上最让人敬佩的有两点，一是艰苦奋斗，一是民族气节。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丛良弼就接到日本朋友的消息，他知道以自己的经历和声望，日军侵华后一定会找他麻烦。于是他选择在此之前就把丛家的产业交给儿子丛通门，自己则蓄起长须，隐匿商界。

果然，1938年，日军占领青岛不久，麻烦就找上门来。这天，日军大佐一行八人来到了丛氏公馆，大佐十分客气地用日语说明来意，邀请丛良弼出任青岛商会会长或者市长之职，他摆摆手示意无需翻译：“我听得懂。”然后捋捋胡须告诉大佐：“我老了，什么也做不了啦。本来我就只会做生意，政治一点都不懂，怎么能做市长呢？现在连自家的工厂都交给儿孙去管理了，何况是管理一座城市这么大的事我根本不会做。请回去告诉你们长官，良弼谢谢他们的美意，但任职一事，老朽实难从命。”第一次登门失败，日军并未就此罢休，没过几日，又换了一位大佐上门，身后还跟着全副武装的宪兵。这一次丛良弼干脆半卧在床，称病不起。当时丛良弼的孙子丛肇栋躲在屋外偷听，“他没有听清爷爷说了什么，只是看到日本军官一开始低声下气，后来却暴跳如雷，战刀戳得地板咚咚响，最后生气地走了。”第三次，日军带着无线电台来到丛家，将话筒伸到丛良弼面前，他只是对着话筒反复说几句话：“大东亚共存共荣，我赞成；两国做生意，我赞成；不要打仗杀人，我赞成。我已入道修行，要多做善事，多行善举！”

丛良弼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早在1935年，他就与好友贺俊生、邹道臣共同筹办世界红卍字会青岛分会。先是在新泰路买房建会，后又四处募捐筹得资金80多万元，在鱼山路、大学路口买下土地，请来三位建筑设计师按照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的特点分别设计了三进大殿，供信徒们前来参拜，并在院内设立慈济医院，免费为穷人治病。红卍字会旧址即为如今的青岛市美术馆。

“夏天舍粥，冬天发棉衣，慈济小学教穷人的孩子不收费，穷人去慈济医院看病不要钱。”在丛兆桓的印象中，每到冬季家里的女眷就开始赶制棉衣，好发放给穷人。甘肃闹灾荒，丛良弼个人捐出三千大洋；南京大屠杀后 ，丛良弼和贺俊生派人往南京红卍字会送去一麻袋银元……上小学时，丛兆桓还曾自己偷偷跑去慈济医院看病，那一次他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爷爷所做的事，竟然这么无私、这么伟大。如今回想起这些善举，丛兆桓已经十分清楚爷爷的用意：“与其把钱留着等着日本人来抢，倒不如都捐出去，花在自己人身上。”

丛良弼去世，乞丐列队送殡

有人称丛良弼是中国的火柴大王，也有人叫他中国的辛德勒，1943年冬天他用身家性命作担保，从日军枪下救出两千余名中国民众，成为继其为“国火”正名后另一件让历史记住他的义举。

1943年冬天，日军将从胶东解放区掳来的两千多名民众，集中关押在第一体育场，动用酷刑，要从中找出抗日游击队员。时值寒冬 ，体育场内没吃没喝，再加上日军的折磨，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得知这一消息后 ，丛良弼、贺俊生等青岛红卍字会的骨干，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这些无辜百姓。当时日军提出只要丛良弼肯以个人性命担保，两千多中国人就可以全部放掉。丛良弼一口答应：“这算什么，如果日本人说话算数，岂止用我一个人的性命担保，我丛良弼可以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此后红卍字会筹集资金数万元，先后分三批将这两千多人解救出来，并把他们接到红卍字会道院中，治病、吃饭，最后还发路费供他们各自回家。

年过古稀的丛良弼在国难的硝烟中日渐衰弱，其实他并不像对外人表现得那般洒脱，作为一个商人，他放不下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1944年冬，七十六岁的丛良弼坚持带病回到济南，最后看了一眼他曾经创立的振业火柴公司，还提出了与济宁厂合办蚌埠第四分厂的建议。回青后不久丛良弼就卧病不起，此时他的儿子丛通门正在北京参加“中日华北火柴联营社”的生产会议，力争保留住丛家的命脉产业不被日本企业吞噬。病榻上的丛良弼几度昏迷又一再苏醒，一遍又一遍呼唤着儿子的名字，他在等待着北京传来的消息。

1945年1月8日，丛良弼与世长辞。丛兆桓回忆，爷爷出殡当天，送葬的队伍多达千人：“队伍从齐东路2号出发，途经大学路的红卍字会，但当队首到达道院门口时，爷爷的灵柩却还没出家门。”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亲友、丛氏企业的职工、义学的学生、慈济医院的医护病员……让送殡的队伍不断加长，当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0多名乞丐也自发组成队伍，一路说着吉祥话，为丛良弼送行。

人们一路将丛良弼的灵柩送入万国公墓。话题再次回到那块残断的石碑。“文革时我曾在万国公墓见过这块碑，那时候所有的墓碑都已经被推倒，明知道是爷爷的墓也不敢认，我悄悄用撬棍把墓碑有字的一面翻了过去，上面再盖上泥土，希望这碑别被损坏。”丛良弼的孙子丛兆棠一直在青岛生活，他是丛家最后一个见过那块石碑的人，后来万国公墓改建，墓碑也都迁往别处。四十多年后，当得知此碑出现在龙山路时，七十多岁的老人放下手中的碗筷急忙赶往现场，却发现石碑已经消失了。随后 ，丛家人向派出所报了案，民警们调查多日也毫无头绪，谁也说不清这块石碑是从哪儿来，在远远地看了一眼齐东路故居后，又去了哪里……

文/图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感谢丛兆桓先生、丛兆棠先生、杨永先女士、丛莉女士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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