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五三惨案后被毁的麟祥门外满洲日报社《华北新闻》山东官报济南青年
济南汇报
书局
山东的出版业有着悠久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同时孕育着重大的社会变革,各个阶层、各派政治力量争相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从而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1869年至1870年(同治八、九年间),继安徽、江苏成立官书局之后,山东地方当局成立了当时山东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山东官书局。清朝创办的刻坊已查到的有145家,可以确认为光绪、宣统年间创办的就达75家。清朝创办的期刊有5种,全部创办于光绪、宣统年间。已查到的清代的商办刻坊(不包括画店和碑帖店),济南就有69家,
民国时期,风云变幻,出版业的发展处于错综复杂的状况。
1912年至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山东,横征暴敛,战乱频仍,阻碍着出版业的发展,但1919“五四运动”的爆发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给出版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山东出版业这16年的特点是:图书出版处于刊刻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业过渡的阶段,雕版印刷和石印、铅印并存,以翻刻、翻印古代典籍为主的刻坊和以出版现代读物为主的书店、书局并存;编、印、发有了分工,专门经销图书的书店、书局发展很快。1920年还出现了在山东推销进步书刊的第一家书店——齐鲁书社;期刊出版比较活跃,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期刊的舆论作用,先后创办《励新》《工人周刊》《山东劳动周刊》《铁路工人》等刊物,影响很大。
济南作为山东省的中心,在出版方面也一直扮演着龙头老大的角色。1904年自开商埠后,济南的出版业也随之兴盛起来。《济南大观》(1934年版)中记录了一些书局的简要情况,其中有不少就位于商埠。比如:武学书局,位于普利门街45号,经理张书珩;大东书局,估衣市街,经理张裕如;同善书局,纬三路;华北书局,劝业场;远东书局,在杆石桥外等。
但因为济南当时并不是全国的出版重地,所以书坊、书局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另外,济南当时的书局大多为传统形式的书局,基本都集中在济南古城之内,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还不是很多,位于商埠区的也就有限。报馆
山东近代第一份官报是1903年由山东巡抚周馥创办的《济南汇报》。之后,又有《简报》《济南日报》《山东官报》等相继创刊。由于官报不能“议论政事”、“臧否人物”、“直言时事”、“申明主见”,只能起到一点传递信息的作用,因而社会影响不大。晚清时期,山东先后出版的报纸有20多家。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自由、言论开放成为时尚,各派政治势力竞相兴办报纸。同盟会以至国民党、共和党、诚社、民治社、安福系等各党派报纸以及各种民营报纸先后创刊。日本、英国为扩大在山东的侵略势力,也在济南、烟台、青岛等地出版了多家报纸。由于各报政治背景不同,办报宗旨各异,表现出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也大不一样。一些由同盟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办的报纸,如刘丙锡在济南创办的《白话报》(1906年)、王讷和赵心如创办的《齐鲁民报》及其前身《齐鲁公报》(1911年)、同盟会烟台支部陈命官和丁训初等人合办的《渤海日报》(1906年)积极鼓吹革命,旗帜鲜明,仗义执言,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倒行逆施文诛笔伐,对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热情支持。而安福系的报纸《昌言报》,则站在亲日卖国的立场上,屡发谬论,诋毁学生运动,被示威群众捣毁。日本文化特务丰田孤寒创办的中文报纸《济南日报》(1916年),豢养汉奸,收集情报,出售毒品,成了藏污纳垢之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山东报业史新的一页,山东报纸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济南作为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报纸的出版自然也是位列第一。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济南汇报》创刊开始,到1948年济南解放为止,45年间,济南共出版过70多种各类报纸。
《济南大观》记载了部分报馆的情况,位于济南商埠区的大致有:《平民日报》,纬二路;《诚报》,纬三路;《华北新闻》,魏家庄;《济南晚报》,纬四路;《大晚报》,小纬二路;《救国日报》,小纬二路;《济南日报》,普利门外;《山东新闻》,纬二路北等。这些报馆大都是济南人开办的,但也有部分报纸是日本人创办的。另外,麟祥门外还有一家满洲日报社,出版《满洲日报》。
和报纸关系紧密的是通信社,民国时期济南也有多家,其中位于商埠区的有:民国通信社,馆驿街;大公通信社,馆驿街;民声通信社,经六路纬一路;山东通信社,林祥南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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