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房巷五号

□寿县高峰

来寿州，从通淝门进入人声鼎沸的南大街，过棋盘街口，向北不远左拐就是营房巷了。营房巷者，传说是古代寿春营部队驻扎的地方。这个听起来如此威武森严的地方，曾经住着一个“郊寒岛廋”般的文人，他就是一代狂草大家司徒越。

傍晚，进入巷道，左手边有一堵高高的青砖老墙，墙根下依次是卖豆浆、油条、绿豆圆的小吃铺。再往前，各色的电瓶车聚集在一道窄窄小门前，接孩子的家长们骑在车上说话或者玩着手机。如果不在意的话，即使走过多少遍，都会不在意这道朝北的小门，当然更不会在意乌黑的木头门框上，钉着一个锈迹斑斑蓝底白字的搪瓷门牌：营房巷五号。小门旁边的墙体上，还镶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县级文物保护铭牌，几乎要被别人挂在墙上广告牌遮住，那上面写的却是：孙氏住宅。

清末民初，寿州孙氏，开枝散叶，乃是名门望族。营房巷五号住宅是建在高台子上，前有孙家粮库，后连着西十房，过去有一大片古民居。进入院落，忽然开朗。一个方方正正的宅院突然出现在面前，好像不如此这般的寻找，它藏着掖着就是不跟你见面。

夏天，院子里的银杏树枝繁叶茂，芭蕉长出了肥大的叶子。一株樱桃树因为受到房檐的挤压，将身躯探向院落中间。我站在青砖铺设的院子当中。天光兜头浇下，又被脚下含有包浆的石板反射上来。迎面是三开间两层阁楼的建筑，孙家俗称“大堂屋”。特别引我注目的是，灰砖砌的东西山墙的檐头，饰有精美的竹子和梅花砖雕，木头廊柱，上有木雕撑拱，下有石质须弥座，走廊的尽头是个圆形拱门，那是通向阁楼的通道。

孙以檬告诉我：先父生于斯，终老于斯，去世后省考古界有人来看了，认为是清初的建筑。“高台子建筑群”附近一片，原来有近百间老房子，都是孙氏所有。据说原是一个夏姓御史的宅子，后被孙氏先人买下。老宅俗称“大堂屋”，是分家时司徒越先生抓阄所得，1951年、1953年先生先后调至六安、舒城工作，老宅由亲戚代管，先后租给县烟酒专卖公司和工商银行。先父1963年调回寿县博物馆工作，有家难回，曾寄身报恩寺涤尘精舍。从1972年开始向银行要老宅，拖了三四年才全部归还。我曾经看过一幅孙家老宅维修的照片，司徒越先生在旁边写了几行钢笔字：“旧居揭瓦。1987年4月8日摄。揭瓦是大修，即所谓‘砖瓦下地，重换新椽子’。”先生生前卧室在东边，也是书房，一般的条幅就在南边窗下的八仙桌上写，大些的字（中堂）及对联就在地下写。无书房，藏书也少，有闲章“无一卷书斋。”这是先生关于老宅仅有的点滴记录。在寿州城里，像这样保存完好的老房子已经不多了。

3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已故寿州诗人陈益龄先生的引领下来到了这里。那是先生生病手术之后，从上海返回故乡。因为大便干结，无法更衣，需要定时灌肠。我带来了药皂以及那种老式的橡皮管灌肠器，就在东边卧室的床上给先生灌肠。令我惭愧的是，我那时医术浅薄，手法稚嫩，操作起来笨手笨脚。先生却和蔼可亲，非常配合。我知道，先生没说，我那次也许弄得他非常难受。

那个时候的先生，是历尽劫难之后又以狂草书法蜚声海内外，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峰，但无情的病魔却缠上了他。这唯一一次跟先生的交集，令我终生难忘。“跨进他的卧室，得到的第一印象是窗明几净、轩敞朴实。当门是一桌一砚，依窗而列；迎门的墙下，竖着满架的图书，高下错落，井然有序，全然没有古人所张狂的那幅怪模样。书架上方挂着一幅甲骨文横披：‘尽其在我’，那是先生的手笔。书架旁即是先生的卧床，床下空无一物，地扫得一丝纤尘也无”。王业霖先生在《人间丹凤失司徒》中的描述，正符合留在我心中的记忆。面前的这个邻家老爷式的瘦削老人，他的深居简出的行止，炉火纯青的书法，博大精深的学问，都己臻人生高山仰止的美与善的大境。

如今先生已经走了30多年了。我的理解，像这样的人，即使是300年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他。但令我担心的是，他生于斯又终老于斯的这所老房子，如今已是岌岌可危了，如果再不加以维修保护，可能很快就会损坏而无法收拾。

我不懂书法，但我知道书法之道，绝不是会写几个字便可。寿州号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但像司徒越这样的胸藏万壑，学贯古今的人物，过几百年也许都不能出一个、两个。先生出身名门望族，家风淳厚，少小求学，立志报国。中年突遭变故，晚年创造人生辉煌。我们先不说这座老房子，我们把他的狂草、书论、考古、篆刻、诗词等成就，我们把他淡泊名利的品质，放到他受尽屈辱，颠沛流连的几十年人生境况中，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倍感这是一位隐居在寿州的内心孤独而宏大的大儒。

因为这个原因，有多少人心向往之而不得见，因为先生已经不在了。我住在这儿是幸福的，可以经常独自一人到这个没有人气的地方走走看看。如果没有熟人指点，你不可能了解在这座老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有的时候，有朋自远方来，我把他们带到营房巷五号“司徒越故居”对面的一个小酒馆里，点几个菜，要一壶酒。三五好友，临窗而坐，微醺之际，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巷子里人声鼎沸。那时，也许有一阵小雨飘落，透过玻璃窗户，于忽明忽暗的人流中，每一个身影都令我倍感温暖，仿佛看到一个手提馍头的清瘦身影，他混在世声人群里，一点也不显眼。只是当他拐进那个挂着“营房巷五号”门牌的房子里时，我才恍然大悟，那就是司徒越先生。

那是一个永不消逝的时代文化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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