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三位西南联大教授在成都的遗憾

梅贻琦

罗常培

郑天挺

梅贻琦在成都住招待所的账单。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一些重要学校、文教机关、学术团体及科研机构也纷纷内迁。据史料记载，内迁大西南的高等学校共有50多所，其中内迁四川的有40余所，如迁重庆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成都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迁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迁乐山的武汉大学，迁三台的东北大学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经过辗转数地，最终也落户到李庄。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要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设校在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

一

入蜀日记只有梅贻琦的完整传世

西南联大在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常委的联合主持下，前后存在了八年零十一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教学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已成为近代教育史上一段馨香佳话。

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先后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入蜀公干。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校务，并到中美庚款董事会接洽公务；走访沙坪坝中央大学、歌乐山中央研究院；又过泸州，转叙永，商洽西南联大分校事宜；再赴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并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三位毕业生的论文。随后转道成都，走访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顺便查看北大、清华两校的毕业同学在各地的服务状况；最后又回重庆；直到8月23日（梅贻琦、郑天挺）、26日（罗常培）先后飞回昆明。

79年前，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来到巴蜀之地公干，他们是如何出差，又是如何在工作之余游山玩水的？从他们的工作、游历细节，我们也可以窥见消逝的时光。

民国时代，很多人都有记录自己的书写方式，那就是写日记。著名的学人日记如《黄侃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邓之诚日记》等，都因人物重要，时间跨度长，记载较详细，不仅成为“个人的生命史”（顾颉刚语），更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佐证，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位，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次入蜀，三人都有详细的日记。可惜三个人这三个月的日记，今天只有梅贻琦的是完整传世的，而郑天挺与罗常培这三个月的日记，都已付诸一炬，非常可惜。

二

“蜀道难”但寻找美食并不难

罗常培留下了抗战时期这一段历时三个月的入川学术文化考察之旅，日记整理而成《蜀道难》。

从引用李白的《蜀道难》为序言，罗常培说，这一回饱尝了现代蜀道的艰难：“这次的旅程经过了东川、西川和川中、川南的大部分，行期延长到三个多月。所用的交通工具一共有九种：最进步的是飞机，最原始的是鸡公车，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小汽车、木炭汽车、酒精卡车，轮船、柏木船，黄包车，滑竿等等……”

《蜀道难》之第十三节，拿成都比北平，“到四川后所经过的城市，我最喜欢的是成都，因为它除去城圈子不很见方，街道稍嫌纡曲以外，有好些地方都像我的故乡北平。比如春熙路的繁华像王府井，玉龙街的风雅像琉璃厂，打金街像廊坊头条，少城像后门里头，薛涛井和陶然亭的风格相近，草堂寺和松筠庵的规模仿佛，华西坝一带简直是具体而微的成府或清华园，只有武侯祠的地方色彩特别浓厚，在北平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对照来。”

公干之余，他们也走马观花逛市井寻美食。罗常培写得好像自己是老成都一样，“成都在许多好处之外，值得提一下的还有小吃和市招，比如像‘姑姑筵’‘哥哥传’之类，声名已经洋溢四川以外，自然用不着特别介绍了；就是像‘不醉无归小酒家’‘忙休来’‘徐来’之类，先不用问他们的口味是否适口，单凭这几个招牌就够‘吃饱饭，没事干’的骚人墨客流连半天的。甚至于一个卖豆浆的小铺也用‘万里桥东豆乳家’七个字作招牌，未免雅得有点儿让人肉麻了。可惜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米珠薪桂的年头儿，‘姑姑筵’一餐酒席就得四五百元，朋友们既然不敢轻易请客，我们更不敢贸然到这些地方去问津。倒是二十六日中午，佩弦约我们和新从兰州回来的徐绍榖全家到名不雅而物甚美的‘吴抄手’去领略本地风光，我们却非常得到实惠。不过一碗山大菰面索价三元二角，物虽美，价未免欠廉了。此外，还有很著名的‘黄胖鸭’和‘赖汤圆’，可惜没抽出功夫去领略一下。”

到成都不可能不去逛杜甫草堂。1941年5月27日上午，罗常培从武侯祠出来，又驱车到新西门外余家桥去凭吊浣花溪水水西头的草堂寺。“这个地方门禁得很森严，子杰掏出一张教育厅长的官衔片子来，守门的才把我们放进去，草堂三楹，中间供着杜工部，左右分祀黄山谷和陆放翁；堂后有杜像刻石三，黄陆像刻石各一，我对着这千古诗圣的故宅虽然有无限的‘思古之幽情’，可是，要追慕当年‘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的遗风余韵，简直一点儿都领略不到了。”

三

报账单像一幅鲜活的画卷

《蜀道难》1944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4月上海再版。2008年，《蜀道难》被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第十卷。200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旅行散记文丛”，也出版有这册《蜀道难》。

2020年5月，中华书局对《蜀道难》再次整理出版单行本。负责该书整理和文本校订的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说，“《蜀道难》共分十七节，除首末两节外，中间十五节与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可彼此呼应。兹将相关内容附于每一节之后，互相对读，真可谓有身临其境者也。”

冰心曾为该书初版作序：“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兴一点不减。他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路见不平，他愤激而不颓丧；遇见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赏流连，乐而忘返。……我以为将来若有人要知道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她还认为，“这篇游记，显然不是一个回忆，一个心影，而是从他精密详细的日记里扩充引申出来的，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

俞国林几年前开始整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罗常培《蜀道难》收为附录，作为参考。最近，郑天挺家人在整理文件资料时，发现郑天挺当时作为财务总管记录下的梅贻琦、罗常培、郑天挺此行三个月的账目清单。这份账目清单计二十五纸，其中支付细账二十页（含一页游峨眉山）、报销总账二页、联大（分列梅、郑罗）报销总账一页、清华北大（分列梅、郑罗）报销总账一页、中国旅行社成都招待所发票一页。

穿越时间的烟尘，再来看这些账单，很是耐人寻味。其中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四日栏后面写着：“在嘉定峨眉、成都考察参观不支公费。”又，八月八日栏后面三人名下都写着67.50元，但是在表后注了一句：“自成都至重庆135.00元，以半数报账。”盖重庆至叙永（约250公里）为公干，因游峨眉而转道成都，自成都回重庆（约500公里）其路程多出一倍，故以半数报账。这份自律，令俞国林甚是感慨，“这份支付细账，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交通、住宿、餐饮、娱乐等物价，以及相同内容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甚至赏钱的多寡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像一幅鲜活的画卷，铺展于读者的面前。”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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