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

●刘陈寅

致敬高考

提起高考，不由想四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我才十六岁，来到宣城，住在可能已变成九洲市场的宣城饭店，参加1979年的高考。那时的高考在7月7、8、9号三天，正是高温酷暑的时节，我们住在摆着几十张床的一个大通铺，每张床睡两个人。或许是因为热，也因为紧张，再加上兴奋得通宵叽叽喳喳的室友的吵闹，我整夜合不上眼，第二天步行到现在已经变为三中的宣城师范考场。

昏头昏脑考完试，一个多月后，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了293.75分，幸亏那年文科入档分数线只有280分，成为当年孙埠中学两个文科班应届生中唯一的一个，我被录取到了一个觉得不理想，却从此衣食无虞的高校。由一个每月发9元钱补助的遗孤，成为一个月能领22.5元助学金的大学生。那时的22.5元钱可够吃够喝了，我一年省下的菜金，还买了一本价值22元的《辞海》。

感谢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是的，高考不是最科学合理的，但是，高考是最公平公正的！有了高考，无数贫寒子弟才能与官二代、富二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奔跑。

我上大学那点事儿

一九七九年，经过七月厮杀，八月期盼，九月我们入学了。大学是神圣的殿堂，我把它想象得十分美好，当我挑着一头是个大木箱，一头是床大棉被，走进我的大学——芜湖师专时却十分失望，因为七七级到了一九七八年春才入学，尚末毕业，而我们一九七九年秋就进入学，校本部容纳不下，把我们三届中文科的学生（当时还不称系，叫科）放在离校本部三、四公里的红星大队招待所，我们一个班几十位男生被塞进一个大房间，这就是我们的宿舍，半年后我们才得以回到位于胜利大队的校本部。到了校本部，条件有所改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宿舍只摆四张上下铺，住七个人，一张铺让我们放木箱。但是没有自来水，聪明的同学把一个旧篮球一分为二，在边上挂个锁，从深深的井里吊水。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大拆迁、大建没的时代，我们当年的宿舍、当年的教室竟然意外的还未消失。

生活虽然艰苦，倒也衣食无虞，其乐融融。菜饭票全发，每月还发两元零花钱，我曾用一个学期积攒的菜票，买了一本《辞海》（缩印本），价值22元，当时这可是一笔大家当，我们几位同学结伴去南京玩了三天，我记得我当时花了12块钱。因为文革停止招生十年，我们不少同学是文革前、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他们有的下过乡、有的进过厂，恢复高考后，才得以上大学，和我们应届生相比，有的比我们大十来岁，比我们老成的多，把我们当成小孩，我的班长就非要我喊他“班长大叔"。

这么简陋，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环境，但是学习的氛围却非常浓厚，当年全省大学生作文竞赛，我们班的同学竟囊括一、二、三等奖，我们班才女龙其霞获得一等奖的作文《草儿青青》，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

离开学校，我们的同学都在不同的岗位干出不一般的业绩，只是有四位性急的同学已早早的离开人世，令我们欷嘘不已……

老三届  新三届

只有中国才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文革前一九六五、六六、六七届的高中生称为“老三届"，文革后一九七七、七八、七九级的大学生被称为“新三届"，他们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满波折和苦难，富有戏剧性，我的学兄、学姐们就是这么一群人。近日，学姐余健夫妇来宣，大家开怀饮酒，促膝聊天，我们谈起了他们的传奇人生——

徐德明，我们的大师兄，1965年宣城中学毕业，当年是芜湖专区文科状元，因父母为双料右派，档案上被当年的政工人员签署“不可教育好的右派子女"，莫名未被录取；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高考又是芜湖地区高考文科总分第一，政审未通过，他给安徽省委写信，省委书记批示，半年后方于1978年秋入学芜湖师专中文科，当时他已经三十二岁。

甘绿林，也是宣城中学学生，待他毕业时，高考停止，只得回到家乡九同碑生产队，参军到著名的8341部队，任班长四年，退伍回到如今是市中心当时还是农村的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恢复高考后，第一年便被录取到芜湖师专，因根红苗正，又当上班长。

徐明，我的班长，1968年当涂中学毕业，下乡务农，因反林彪，在大墙内度过五年艰难岁月，1979年方能参加高考，当年文科录取分数限280分，他竟考了360多分，也是当年芜湖地区总分第一，入学时年近三十。

那时的同学，有已是四个孩子父亲的，有已经担任过大队书记的，有手持竹筒烟竿抽旱烟的……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但是大家聚在一起，回忆起来还是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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