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成长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每一代人都会有掌握社会话语权的那一天,当他们老去的时候,也会对话语权尽力捍卫。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莫不如此。很多人都曾说父母年纪越长便越固执,其实这就是对自身权威受到威胁的感知。
代际冲突空前激烈
近来“熊老人”的新闻屡屡刷屏:沈阳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女大学生拎着鞋盒不小心碰到了坐着的老人,女生也道了歉,老人还是破口大骂。人民日报官微转发了一个小视频——6月7日浙江海宁一位大爷在公交车上大声放音乐、抠脚丫,司机提醒大爷小声一点儿、注意文明,结果被大爷吼了一路,“我天天坐公交车,没有驾驶员像你这样说我!呸!我不要你说!”最恶劣的当属《成都商报》所报道的,6月5日四川眉山仁寿县两位民警发现有老人跳河,便先后跳下水深超过2米的河中营救,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人先后两次勒住两人的脖子往水里按,并不断高喊:我60多岁的人了,我就是死也要拉你们年轻的垫背……“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是此类新闻最常见的跟帖。
代际冲突即代沟,指两代人因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差异而结成的矛盾关系。代际冲突的激烈程度与时代的变革成正比,在社会进程推进相对缓慢的古代社会,由于整体价值观趋同,冲突普遍很小。比如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忠孝和包办婚姻,偶尔出几个反抗者也成了异端。但是在大变革时代,代际冲突异常激烈。代际冲突会推动文明前行,但是如果存在强大的逆文明外力干预,代际冲突也会导致文明倒退。“文革”就是典型例子,如今的代际冲突恰恰集中在变老的红卫兵一代和他们的子女之间。
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痛定思痛,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表示忏悔,然而他们的结论却是“年轻人绝不能犯上”,故而重拾国学,强调服从和孝道。这种思路也引发了很多嘲讽,最具代表性的反驳意见是:“年轻时靠打砸抢、批斗老师与亲人赢取社会话语权,老了又开始讲传统、强调尊卑辈分、逼年轻人听话以求维护话语权。这不是什么便宜都想占尽吗?”如此种种其实都是代际冲突激烈的表现。
代际冲突激烈的原因
代际冲突从未像如今这样剧烈。上网随便找一篇“扶起倒地老人反遭讹诈”“公交车上未让座遭老人殴打”之类的新闻,后面都是海量跟帖,遍布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之类的观点。代际冲突激烈的原因很多,核心在于大时代的各种因素交织导致了这种局面。
首先,这是人类世界变化最为剧烈的几十年。人类历史经历无数变革,但是变革时间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加速度状态。从农耕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进入工业革命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前行速度大大加快。当人们从工业社会进入网络社会后,变革更为猛烈,资讯高度发达,各种平台打破了过往的人际关系模式、经营模式、意见表达模式,众多领域都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在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着自己获取资讯的方式,有着更独立的思维,这使得他们出现了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观念,不仅仅中国如此,整个开放的世界都是如此。其次,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的跨度甚至大于世界。如今的40后与50后,可算是“红旗下的一代”,同时也是“被耽误的一代”。他们的子女却经历了改革开放,并拥抱了网络时代。即使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几乎都没有两代人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成长差异。
“被耽误的一代”
所谓一代人,并非指这一代际中的所有人,而是指“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他们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具有一定普遍性。40后和50后当中,也有人具有独立性格、独特思维,但是代际普遍性无法否定。衡量一个时代,要看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体。对社会主体的评价,则要回溯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1949年到1976年之间的社会主体力量(即掌握话语权者),是生于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前20年的那些人,他们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源自传统与民国。而那时的40后与50后,正在孩提或少年时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长。
改革开放30多年间,社会主体力量恰恰是40后与50后,一些社会乱象可以在他们的启蒙时期找到影子。比如城市建设追求宏大,破坏城市原有风貌,审美水平低下,无疑有着大跃进时期的烙印。又比如贪腐,也与40后、50后经历过严重物质匮乏有关。从这一点来说,贪官与超市里不肯排队、疯抢打折鸡蛋的大爷大妈其实同源,区别无非是手中权力的多寡。至于批斗与举报、上纲上线,亦是如今那些暴戾之气和复杂人际关系的根源。
这一代又被称为“被耽误的一代”,他们可恨可悲又可怜。在最应该好好读书的年纪陷入了集体狂热,人性中最恶的一面也被激发出来。那些捕风捉影的举报、莫须有的罪名、亲人间的反目以及对老师和父母的批斗中各种人格侮辱、残虐,都使得耳濡目染的这一代人不懂得“底线”二字为何物。同时绝大多数40后、50后都经历过严重的物质匮乏,这一代人极度功利,凡事以“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作为标准。
最深远的影响还是逻辑教育的缺失。“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占据主流,一种声音一统天下,使得40后、50后习惯了“永远正确”,很难容纳不同声音,也不懂得如何理性辩论。加上凡事上纲上线的熏陶,他们很难就事论事,习惯用并不符合逻辑的武断论调处理各种事情。他们尽管普遍讲究权威、喜欢说教,但是很难以身作则,为老不尊更是常态。
“改革开放一代”
70后、80后被称为“改革开放一代”。这代人非常复杂,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各种好处,比如物质的极大丰富和资讯的高度发达,同时因为“铁饭碗”被打破,面临着比父辈更加残酷的人生和职业竞争。他们是深受全球消费文化影响的一代人,拥抱独立性和多元化的价值观,与中国社会的某些现实格格不入。
他们与父辈的社会际遇和文化观念几乎完全割裂,二者之间没有多少相通之处,父辈传授给他们的传统与经验基本无法适用于当下社会。年轻人面对着一个新世界,互联网、知识经济导致各种以往闻所未闻的新行业频频出现,老人们的经验和思想在新世界面前显得愚钝甚至拙劣。过往老一辈常常喜欢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但是这句话在当下社会就像个笑话。
伴随失效经验的还有经济变革导致的代际权力转移。在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老年人是一家之主,也是经济支柱,具有绝对权力和权威。在日新月异的当下社会,老一代失去了知识更新的能力,跟不上时代,经济收入减少,权威地位也随之失去。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超过老一代,优势开始凸显,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完全可以不用依靠父辈和家庭的传承、支持。这必然导致代际关系出现疏远。
两代人有爱却不知如何爱
不管成长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每一代人都会有掌握社会话语权的那一天,当他们老去的时候,也会对话语权尽力捍卫。老一辈维护话语权,年轻人争夺话语权。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莫不如此。很多人都曾说父母年纪越长便越固执,其实这就是对自身权威受到威胁的感知。
两代人的激烈冲突除了表现在公共领域,在家庭领域也很激烈。这个领域的代际冲突,最著名的当属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这个小组的人数如今已超过10万人,许多成员加入时还是学生,如今已经工作,其中不乏事业有成者,也不乏知识分子,主旨是反对家长的过度控制。虽然在强调孝道的中国,这个小组的名字就已经大逆不道,但是如果你承认父母不是“永远正确”,那么子女当然有指出错误的权利。“父母皆祸害”存在的最大悲哀,在于许多子女无法在平等沟通的状态下指出父母的问题、争取自己的权利,结果要被迫在另一个平台上去表达。如果父母、子女之间能坐下来沟通,能够做到不武断、讲逻辑、不预设立场、不动辄“动机论”、不道德绑架,那么“父母皆祸害”小组还会有那么多人吗?
从普遍性上来说,40后、50后对孩子极为重视,几乎倾注了所有的爱与精力,在物质上尽其所能。也正因为如此,面对下一代的质疑时,他们常常充满委屈,认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这也可算是时代的悲哀,两代人之间有爱却不知如何去爱。
两代人的和解之道
谈论代际和解的文章很多,可惜多数都有和稀泥之嫌。比如有一篇文章非常有代表性:“年轻人并不能体会老人的无力感。有些老人喜欢高空掷物,谁能看到他住在没有电梯的高楼上的无奈?有些老人喜欢在广场跳舞,谁能体会到她选择运动是因为遭遇了失眠的痛苦?有些老人被撞后变得蛮不讲理,谁能体会到他随之面临的恐惧、迫切地想抓住一些更大的希望?”
这段话的逻辑是“我苦恼我有理”,与当年的“我穷我光荣”是一个路子。当自己面对困难时,做什么错事都有道理。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因为穷去偷窃抢劫可以被原谅、甚至杀人都有道理?这种抹杀是非的观念,本身就是老一辈逻辑思维缺失的表现。
代际和解的第一步是正视是非。面对老人存在的问题,该纠正的还是要纠正。即使老人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很难更改,我们也有必要告诉社会,某些行为是错的。这看似与和解相矛盾,却是和解的第一前提。和解的第二步是对话。面对当下的代际冲突,很少有人采取对话态度。尤其是老人,往往认为自己应该无条件得到年轻人的尊重,年轻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就认为子女不孝。代际关系的最理想状态本就应该是对话和交流,虽然因为知识结构和观念差异,沟通并不容易。老人应该放下架子,打破“年轻人不靠谱”“年轻人是异类”的偏见,视对方为值得学习与合作的对象。年轻人也应该正视老人的优点,并理解老人的缺陷。也只有平等对话,才能减少代际之间的冲突。
(摘自《中国社会学》 作者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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