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北方 我与《语文报》的故事

□冯尧

题记：去年，山西语文报社开展了一个“金色邀约”活动，邀请当年的小作者讲述自己与《语文报》之间的故事，勾起了我诸多回忆，信笔记之——

岁月匆匆，白驹过隙。

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人让你魂牵梦绕，总有些地方让你久久遥望。

山西，便是我的遥望之地。因为那里有我太多难忘之人，有我太多热爱之人，有我太多感谢之人。

一言难尽。

与山西结缘，自然是《语文报》。

1989年，我从乡下考进县城读高中，第一次在报摊上看到《语文报》，对于一个从小喜欢读书热爱文学的青年学生而言，无疑是久渴之人逢甘露，自然是一见倾心。先是读，再是写，然后偷偷摸摸试着投稿。

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和往常一样，计算着新的一期《语文报》该出版了，便又一次来到报摊前，从众多报刊中拿起《语文报》，翻开“发表园地”栏目，居然看到自己写的一则散文诗《生存的含义》刊登在了上面。那一瞬，只感觉手在颤抖，心悬在了嗓子眼，真想大声喊叫几声，向世界呈现自己的激动和喜悦。

文学带给一个少年的快乐，无与伦比。

直到今日，我也不知那篇文章是哪个编辑选中的。当时《语文报》在全国期发行量上百万份，投稿的人不计其数，作为一个小地方的穷学生，文章能在《语文报》发表，该是多么幸运和幸福。

此后，《语文报》先后发表了我多篇文章，有诗歌有散文，都是自然投稿，也不认识报社什么人。从此我的心里，对这份报纸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对这份报纸的编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后来走上报纸编辑之路后，也坚持以质论稿、公正选稿，很少受私情影响，也因此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作者，甚至引他们走上文学和新闻之路。

每次文章在《语文报》刊发后，都会收到天南地北无数来信，也因此结交了很多笔友。

山西太原的张建新便是其中一位。彼时，我们都在上学，鸿雁传书之间，交往渐渐密切，感情日益深厚，还共同出版过几本文学小册子，并相约找机会见面。

那时，天是蓝的，风是甜的，世界美得不可方物。

然而人生总有意外，生活亦会戛然而止。

1992年上半年，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高三学生、文学少年，对未来有着太多期许和厚望。当年四月，《语文报》用两个整版重磅刊发了我和桂爽联袂署名的小说《无法命题》，这篇被专家喻为“中学生小说的里程碑”的文章，却在我就读的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原因在于，有一位老师在阅读这篇小说时对号入座，说里面有讥讽他的情节，并发动全校师生，专门挤出时间，对这篇小说进行公开批评。

众口难辩。

几十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那篇小说虽说发表于高三时期，其实是高一下学期开学时写的。或许是年少轻狂，虽然是小说，但其中可能有意无意写进了一些现实中真实的例子，误伤了那位老师，才引起了他那么大的反应。

总之，1992年下半年，我的人生一下子遭遇断崖式打击，跌落谷底。

不得已，如同一只丧家之犬，我带着一大堆发表的诗文，回到偏远贫瘠的乡下，和父母一起躬耕田园，惨淡度日。

穷途末路之际，张建新邀约我到山西，筹办晋祠笔会，创办诗歌刊物。当时，我还从未离开过故乡，从未出过四川。于是，从父亲那里要了40元钱做路费，一路北上，闯天下。

关于这段北上的经历，多年之后的2014年，我曾写过一首新闻体诗歌《山西行》断断续续地叙述：“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山/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我觉得自己长出了翅膀/在大地上飞//我只是一个流浪少年/眼里有梦/兜里没有一分钱//我们没日没夜谈论写作/四处拉赞助/筹办笔会/充满理想的年华/梦里也会笑出声来”。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山西太原待了一个月，也想找点事做，但终是无果，每日只得靠建新、国伟、水文等接济度日，终不是办法。无奈之下，唯有打道回川，另谋他途。

回川需途经临汾，那里当时是《语文报》编辑部所在地，我自然是要去拜访一下的。还有一个目的，是想找到编辑老师，先写点文章预支点稿费做路费。可惜我去的时候恰逢周末，在山西师范大学一栋只有三四层高的木楼里，我找到了《语文报》编辑部，朴素，简陋，却自带光芒。等了很久也没有遇到谁，后来到资料室花两元钱买了几大本刊有自己文章的合订本，怀着几丝遗憾，继续回川之路。

从临汾到四川，我躲在火车的厕所里逃票到绵阳去找一个女笔友借钱；在成都火车北站，睡在屋檐下，垫着当枕头写了多年的诗也被偷了，最后厚着脸皮去金堂找笔友吴世松借路费……这么多年过去，我欠下了很多人的债，一直没还。

回川之后，毛遂自荐到达州日报社，蒙李贵老师收留，从此进入媒体行业工作。我深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加之疾病缠身，几十年里，断绝了同外界的联系，甚至渐渐疏远了文学。

大约是1993年吧，《语文报》新开辟了一个“拓荒者”栏目，推出了一些文学少年的作品，其中第二期是我。发的什么作品记不得了，只依稀记得那期编者按表达了对我命运的关切，其中最后一句“冯尧啊，你青春的驿站坐落在哪里？”记得当时读到此处，潸然泪下。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能感受到一个编辑对作者的那份关心、温暖和鼓励。

人生总有故事，生活诸多折磨。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之前那个激进勇敢九死不悔如堂吉诃德般的文学少年，在某个阶段会戛然而止隐姓埋名，从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和自我否认阶段，并且远离文学放弃文学得如此决绝，一下子就是二十年。这期间，当然与我对文学的认知发生转变有关，因为我不想借文学之名沽名钓誉，也不想借文学之势而自我拔高。更因为，文学在带给我快乐的同时，也一次次带给我惨痛遭遇，甚至对我的现实带来毁灭性打击。从此，我放弃崇高选择平庸，放弃荣誉选择沉默，放弃坚守选择世俗，一步一步远离了最初的那个自己，而活成了当初最讨厌的那个自己。我猜测，《语文报》编发我文章最多的人可能叫任彦钧，后来从《星星》诗刊等报刊读到他的诗，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笔名叫任悟。

几十年之后，当物是人非，才发觉离开文学之后的那个自己无非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得那么虚假和伪善，其实从未感受到一点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于是乎，2013年左右吧，又重新提笔，于工作之余练习些长短句，聊以安抚日渐荒芜的人生。

多年以来，虽然远离文坛，也疏于同当年的文友联系，但对《语文报》的培育之情，对《语文报》编辑老师的敬仰之情，对山西朋友的相助之情，从来没有忘却过。相反，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情谊愈发浓烈，历久弥香。

遥望北方。

那里有我的青春、足迹和梦想，那里有我可亲可敬的人。

祝福北方。

最大的愿望，是今生有机会再去一次山西，再去一次《语文报》编辑部，向那些在我成长之路上给予过帮助和温暖的人，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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