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梓潼水得名 延续近500年 唐宋时期 梓州城繁华比肩成都

三台古城楼

三台杜甫草堂里的杜甫像

唐宋时期梓州州城图

在川东北的土地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其繁华程度在唐宋时期曾比肩成都，这座因“梓潼水”而得名的城市就是梓州（今三台）。

◎喻月嫦冉进财（三台）

/梓州的由来/

梓州为什么要以梓潼水命名呢？梓潼水，又名潼江、梓江、五妇水、驰水等，上游主要在江油境内，称“潼江”，中游主要在梓潼、三台境内，多称“梓潼水”（也称潼江），下游主要在盐亭、射洪境内，为“梓江”。

梓江，不是古人眼里渺茫不能溯其源的大江大河，也不是赶个考走个远房亲戚就能穷尽其所有的山溪山沟。像梓江这样的河流，不复杂也不简单，她把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变迁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隋开皇十八年（598），梓州取代乱世南北朝以来那些个匆匆而过的地名，在唐宋璀璨的天空下，延续了近500年。

隋代梓州，治城今潼川镇，统郪县、射洪、盐亭、通泉、飞乌五县。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将州改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改梓州为新城郡，改昌城县为郪县，郪县为郡治。初唐，把郡改为州，实行州县二级制，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撤新城郡复名梓州，领郪、射洪、盐亭、飞乌四县。三年，又以玄武（今中江县）来属。四年，又置永泰县。调露元年（679），置铜山县。梓州逐渐壮大。天宝元年（742）改为梓潼郡，至德二年（757）于梓潼郡置剑南东川节度，最辉煌的时候，辖15州89县。乾元元年（758）复为梓州，郪县仍为州治，梓州同时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五代前蜀永平四年（914）改剑南东川节度为武德军节度，仍以梓州为治所。

北宋初，称梓州、梓潼郡，剑南东川节度；乾德四年（966），改武德军为静戎军；太平兴国三年（978）改为静安军，端拱二年（989）改静安军为东川节度。北宋咸平四年（1001）分峡路置益、梓、利、夔四路。梓州路治梓州，辖十一州、二军、一监，四十九县。大中祥符四年（1011）改东川节度为静安军节度，元丰三年（1080），改静安军节度为剑南东川节度。梓州路、剑南东川节度（东川节度、静安军节度）、梓州同治郪县，直至重和元年（1118）升梓州为潼川府，梓州才毅然退出历史舞台，将使命交托于后世。

一路走来，她沿袭着坦荡、厚重的秉性，同时也经历着辉煌和灾难、霸气和圆融、战乱和安适、喧嚣和静谧……

/梓州移江记/

梓州由梓江得名，却长期困扰于一条更大的江——涪江。梓江大概很像一个温纯的乡间儒生，涪江却像个不拘礼数的豪客。

涪江源自岷山主峰雪宝顶的一线融雪，流经绵阳市区后，转向东南，经芦溪、花园、刘营、灵兴、新德，流入县城潼川镇，在三台县城西北隅盐井村向东折了个90°的大弯，由东塔山下流过三台县城东北方，像是对古老的梓州城不屑一顾。然而一千多年以前，涪江却是从盐井村直迫三台城下。

据唐人孙樵《移江记》载，唐时梓州城靠近涪江，每到夏秋季节，洪水暴涨，环绕州城，狂浪涌向岸边高地，河堤冲溃，洪水入城，像猛兽一样暴虐地冲刷着城郭民居，年年淹毙百姓。唐开成四年（839）郑复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他听说原观察使曾经考虑开凿江东面的空地，设为新江，使其向东北流五里，再汇合东流。权衡之下，郑复对于利用堤坝土丘改变江流，使水道远离城市来治理水患的构想颇为认可，于是决定大干一场。

开成五年（840），郑复命令三千士兵开凿引水。动工三个月，进展缓慢。各种负面言论甚嚣尘上，抵触情绪弥漫开来。郑复虚心采纳进言，吸取了前任地方官意志不坚决以致于“辍议而罢”的教训，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贯彻开江的决定，甚至不惜以杖毙公开反对者，并趁机以政令的形式告知百姓，开凿新江不是地方官的私事，是为了让本地百姓摆脱洪患，再有人异议者仍将被处死。

郑复充分把握住了百姓对官府及水患的双重敬畏，使人心趋同，形成合力。这样一来，新江很快就修成了，郑复高兴地巡视现场，赏赐所有的士兵，感叹道：“杂议不阻止，新江就不能修好呀。”新江共长1500米，其宽为300米，深为43米，盘堤已经修高，旧江变成了旱地，共计田五百亩。

当年七月，洪水果然暴发，虽然涨过了部分陆地，但却不能伤及百姓，荥阳公郑复开新江护城安民这一壮举得到了老百姓的称颂！

郑复新开涪江后，蓬溪县主簿、著名诗人贾岛有《郑尚书新开涪江二首》颂其政绩：

“岸凿青山破，江开白浪寒。日沉源出海，春至草生滩。梓匠防波溢，蓬仙畏水干。从今疏决后，任雨滞峰峦。不侵南亩务，已拔北江流。涪水方移岸，浔阳有到舟。潭澄初捣药，波动乍垂钩。山可疏三里，从知历亿秋。”

如今三台北坝已是一座高楼林立的繁华新城，这里三分之一的土地就是唐朝的涪江故道在开成移江后所形成。另开新江古为今用，既是古代治江防洪的一次壮举，又为当今三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诗意古梓州/

“潼川绕郭多名胜，都在少陵诗句中”。梓州如诗如画的山川河流，美轮美奂的名胜古迹，引来唐宋诗人无数神来之笔，留下众多名篇佳句，流传于后世。

宝应元年（762）秋七月到广德二年（764）春三月，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因避成都少尹兼侍御史徐知道在成都起兵叛乱而流寓梓州。此期间，留下了平静悠然的山水诗篇。

宝应元年（762）秋，杜甫刚到梓州不久，时值重阳，想到长期漂泊，亲人阻隔，无限感慨而作《九日登梓州城》。“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家国之悲，溢于言表。

是年冬，杜甫陪同友人登山泛江，作《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措辞含蓄得体，告诫宾主不要过于沉湎于游宴。

广德元年（763）春，闻唐政府军收复河南河北，欣喜若狂，写下了千古绝唱《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被誉为“第一快诗”。

不久，诗人又听说军事危急，深感回乡梦杳，“行路难如此”，遂有《远游》诗中，“贱子何人记，迷方著处家”“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一起一结，忧喜不定的惊惶情绪。

还是这一年的春天，杜甫陪同四位知州游览慧义寺（今琴泉寺)，见长坪山势高秀，寺景幽蔚，忍不住赞叹道：“春日无人境，虚空不住天。莺花随世界，楼阁依山巅。”又在郪县（今郪江镇）送李、武二人俱往成都，作《郪城送李判官武判官赴成都》。夏，上兜率寺，触景生情而作《上兜率寺》。

梓州，给了杜甫飘零孤苦人生中难得的一段安定时光，留下了近150首诗作，记录下了唐代梓州大地自然之美的诗画风光。为缅怀诗圣杜甫，明代隆庆年间参知梁尚贤、宪使王元德捐资，托潼川刺史张辉南建杜甫草堂于牛头山顶。自此，牛头山，因杜甫草堂而游人如织；三台，因诗圣悠然的山水诗篇，更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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