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隆昌名中医

◇张宗基

隆昌昔日的名中医，新中国成立前后当数邬韶九。

邬韶九是姚家巷人，生于1908年，自学成才，声望高，曾任隆昌县政协副主席。他行医不计诊费，常为贫苦大众送医送药。

邬韶九若有医不好的病人，常推荐到易志超处，易志超也常把医不好的病人推荐到邬韶九处，可见，他们二人虽同为名中医，也各有所长。易志超早年教书，文化较高，性豪爽，不拘小节。曾任城南联合诊所所长，后调入县人民医院，兼任中医进修班教师，数年后调四川医学院，成为成都名中医。

新中国成立初，名医戴扶生在县医院就诊。戴扶生是龙市镇人，为中医同业公会执委，每遇场期农民就医者众，自制的益母丸很受妇科病人欢迎。当时，中医骨科以廖其荣为最，坐诊于城关医院。

我亲历的名中医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有刘富元、樊道生。刘富元是家父的朋友，体胖、随和，人称“刘胖子”，就职于城关医院，擅长小儿科。他的诊室每天上午都坐满了中青年妇女和啼哭小儿，刘富元见了家父，总是叫“三哥”。

据家父说，刘富元早年赶场卖膏药，也是自学成材。刘富元在80高龄离世后，其女承父业，也擅长儿科，至今坐诊于县中医院，盛况如其父。

我自幼体弱，家父带我到樊道生处诊视。樊道生也是家父之友，时居顺河街，其屋窄小，门面仅几平方米，容一桌两椅。樊道生身材高瘦，蓄着山羊胡子，50多岁，见了人怯生生的。那时我正读初中，樊医生望闻问切一番，便告知家父说我是“阴虚体子”，须处“六味地黄”方。

樊道生单身，性格抑郁，内室简陋，但他却留给我难忘的印象——他的手瘦骨嶙峋，诊起脉来全神贯注，思绪悠远，深陷的眼窝里闪着奇光。那眼神执着而安详，映衬出他的尊严。他生活困窘，每次诊费却从不向家父开口，总是家父给多少收多少。看完病处完方，同家父时有交流。家父对他也很恭敬，时不时在家里提起“樊胡子”，流露出同情尊敬之情。

我不信“阴虚”，又久治不愈。待我成年，到了成都，找到华西医院一位80岁老中医，结论还是“阴虚”。于是我认了命，开始一辈子吃地黄丸，也深感樊医生当年的一锤定音。

我在而立之年开始做痔疮手术，20多年后已先后做了5次手术，其痛苦难以言状，我也完全失去信心，而老妻却喋喋不休地在我耳边说“张医生、张医生”，并声称是朋友介绍的。奈何不过，我走进了县中医院张泽仁医生的诊室，他看了伤口说可以做，我听多了这种话，问能不能根治，这位美男子医生当即表态：可以。于是我又上了手术台，开始了第6次“长征”。

手术后，一年又一年，奇迹终于出现了，每次去复查，都是“没事”，张泽仁果然兑现了他的诺言。从此，每在街头偶遇，我总要笑脸相迎，寒暄一番再与他握别。

此外，我的姨公刘宗茂也是治痔疮的高手，上世纪60至70年代，他在我家对门开店，店招为“痔瘘专科”。他是当时隆昌县城唯一一家专治痔瘘的个体医生。当时流传着一句民谚：屁眼儿痛，找刘宗茂。

上世纪80至90年代，杨跃聪坐堂县人民医院中医科，门庭若市，上午总是人满为患。我每次就诊，都只能下午去，且必须在4点以后。他退休后，为病员挽留，一直返聘到几年前才彻底退休，至今健在。

杨跃聪看病很把细，把脉总是左右二手，寸关尺丝丝入扣，绝不马虎，望闻问切也无微不至，一个病人往往看得很久，绝不轻易落笔处方，遇到疑难杂症，还要把病人端详一阵，久久不语。处方后，怎样熬药、如何饮食起居，一一交待。病人起身未出诊室，他还叮嘱一番，交代清楚几副药之后再来换方，无论候诊的人如何焦急，他都不为所动。病人中有不少耕夫农妇，他一概如此，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插队。看他诊病，无异于听一堂医德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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