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坛名士余燮阳

◇张津

在中国近代书坛上，内江的书家余燮阳（字哲徽，1876～1944）算得上一位名士。民国时期，他与公孙长子、陈鸣鸾、梅鹤年为世人称为内江“四大书家”。

余燮阳出生于内江一个平民家庭，其父母以织布为生。余燮阳自幼聪慧勤奋、喜爱书法，受书法名家肖玉林先生指导，临池苦练，勤摩楷、碑、行书法，效法王、颜、柳、魏，长进极快。后赴成都尊经书院求学，深受主持该院院务的简阳人霍庄寿（四川知名学者，曾做过清末重臣荣禄的老师）钟爱和器重。余燮阳成为秀才后，希望在政界寻得前程，于1902年带着霍老先生书札赴北京面见荣禄，以期在京中谋职。由于余燮阳书法水平出众，被安插在清廷权力中心军机处作章京（官名），做一些文字工作，如缮写奏折、缮写谕旨等。数年的章京生涯，使余燮阳的书法受到更多的磨练。清廷对章京缮写奏折、谕旨要求极为严格，一字一笔皆不许马虎，若出现错讹、草率等，轻则斥责扣发俸银，重则革职，甚至按刑律治罪。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练就了余燮阳的书法风格，严谨、端重、朴实中又透出俊逸。他说：“艺术只可神会，得心自然应手”；“临帖只是练功，真正写字是字从心来。有如是心，则有如是品，字见人品也。”

在任章京的5年多时间里，余燮阳目睹朝政腐败，又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辞去章京之职，进入京师法政学校就读，与沈钧儒、黄默涵、谢盛堂为同学。毕业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余燮阳返回四川，先后在成都、重庆等地任法院推事、审案员、庭长、律师等职，同时售字，书名大振。余燮阳其字苍劲而华贵，榜书扇面皆精，求书者众，名噪山城。1921年，余燮阳退职返乡，在内江专以习书卖字为业。

余燮阳喜豪饮，有唐人张旭醉后作书之遗风。原内江“大利昌”招牌，每字有一米见方，即为先生酒后用大斗笔饱蘸土红汁写就。乡人每谈及县内大字名书，均津津乐道此段内江书林佳话。（笔者在1975年与余燮阳的儿子余农治交谈时冒昧地问：社会上戏说你先父写字除豪饮外，还要人在旁摇桌子吗？余笑着回答，是这样怎样写啊。）原内江“小米家”、“杏林春”、“益州参茸号”等店招均为余燮阳所书；今内江挂榜山摩崖石刻 “挹秀江濑”楷书，为其中年力作，笔力粗劲而婉转，飘逸潇洒；他还为资中文庙书“大成殿”匾额，纵横四尺楷书大字，刚劲工稳。

在对传统书法遗产的学习中，余燮阳研习许多名家的理论和作品，博览群书，吸收各家营养，师古不照搬，发扬不失矩度，融铸自己的特有书风。他早年攻隋碑、魏碑，书法古朴、苍劲，中年主要得力王羲之的《兰亭序》风格变法，稳重中显俊秀，雄强中露雅蕴。常将碑、帖、笔意互相渗透，创作出许多书法精品，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书法同仁的首肯，一些著名人物也向他求字。民国时期，四川省省主席刘湘的母亲去世后，需写墓碑上的铭文，在全川众多的书家中，挑余燮阳书写，碑铭写成后，刘湘点头称赞：“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并重酬大洋1200元。

后来，余燮阳在给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书法家公孙长子的母亲写精笔小楷行述（生平概略、履历）时，因盛夏天气酷热，所患背疽发作，只写了大部分便不得不停笔，后由公孙长子亲笔补书完成。这份行述，被人们誉为珠联璧合的上乘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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