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陆王心学

赵焰

△此像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疑为跟随王阳明多年，且为其生前最称心的画匠蔡世新所绘之 “王文成燕居授书小像”，故深为世人所珍视。

这一节是谈陆象山与王阳明，听起来似乎有些难懂；讲清楚了，又似乎不太难懂。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不仅表现在改朝换代上，也表现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以汉朝和明朝为例：汉朝是第一次儒家学说制度化，以孔孟之学结合帝王之道，形成一整套的统治模式，使“家天下”结构趋于完整；明朝呢，是将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第二次制度化，加强集权和专制，是表面上的儒家之道，实际上是“家天下”专制的登峰造极。

思想和制度的关系往往是这样：制度对思想，是一种模化和巩固，可是当一种思想开始制度化之时，往往就是走向僵化和腐朽之时。孔孟之道与帝王之术的结合也是如此：从汉末孔孟之道的分崩离析开始，经东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和五代十国，儒家的学说，已很难承载千变万化的社会形势。尤其是孔孟之道，由于自身诸多缺限，受佛学和道家的冲击很大，很难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形势逼迫儒学更新和改革，到了五代后期以及两宋时期，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崛起。理学在融入佛道，尤其是佛学的天地观成分后，在体系上有新突破，不过一直没有制度化，只是在思想界和意识形态界造成很大影响。

朱元璋从元人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明朝后，对外来思想的排斥和肃清，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朱元璋垂青和提倡“程朱理学”，儒家第二次制度化。明朝这一次儒学制度化，比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加偏激：为了适应极权专制，儒家经典也必须“削足适履”。削什么“足”？就是改造孔孟之道中与专制极权相悖的东西，比如说孟子讲“民贵君轻”，是不允许的；经常顶撞国君，也是不允许的。朱元璋不仅下令罢黜孟子的“亚圣”地位，还下令删去《孟子》原文85条，将剩下的100多条编成一个《孟子节文》，列入科举法定的“四书”。由此可见，明朝第二次儒家“制度化”，本质只是专制极权“为我所用”。说是“程朱理学”，其实是程朱思想的扭曲变形。

朱元璋是“挂羊头卖狗肉”：“羊头”，是程朱理学；“狗肉”，是“家天下”专制极权。怎么卖？跟科举捆绑在一起。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不是有很多解释、很多答案吗？就规定科举的标准答案，必须遵循朱熹的解释。这一点很狡猾，这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靠号召，而是靠“存在决定意识”。规定孔孟之道的“标准答案”，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不仅对社会发展不好，对程朱理学也不好。程朱理学那么高妙的学问，在经过这一番折腾后，先是固化，随即僵化，最终腐朽。这不仅把程朱理学给葬送了，把孔孟之道也给葬送了。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如果以某一种学说作为主流学说和思想，必定限制知识的发展和突破。你已经固化了，让人怎么去创新，怎么去发展，怎么去探索呢？很多学说，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胡同的。

多说一句：我一直认为，教育最好不要有教科书，只需要有一个大致的提纲就行。让学生自己去读书，自己去找答案，自己去悟答案。一个学生，如果只读教科书，那将是一件悲惨和糊涂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教科书说是标准答案，其实只是诸多答案中的一种。以一种代替所有，无疑以偏概全，武断专行。现在的优秀生，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很愚蠢的人。为什么？因为坚信任何事情都有标准答案。可是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很难有标准答案，你要依据你的情形去发现，去理解去坚持。读书跟世界分离了，是不是很愚蠢？

明朝初年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有很多知识人不满意。王阳明就说，大家都把《论语》、《孟子》作为追求名利禄位的工具了，这是伪学啊！人应该追求你本身的心性，心性的真诚才是好的，你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腹的贪赃枉法，那是伪善。

王阳明原名王云，据说开智很迟，五岁还不会说话。有一次遇一僧人，说这个小孩不会说话的原因，在于名字中有“云”字。“云”就是说话，你叫他说话，他就偏偏不说话。家人于是取《论语》“仁能守之”之意，更名为“守仁”。阳明十一岁时就能与客人作诗对答，又成了一个“神童”。其后在京师就读，曾问老师说：“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只有读书考中功名”。王守仁就说不对吧，登第恐怕未必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圣贤才是。一下子把老师问得哑口无言。

王阳明年轻时遍访名山大川，求学、求武、求道、求朱子、求佛、求神仙，什么都求过，什么都没求通。什么原因？因为他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精进之路。王阳明顺着朱熹的思想方式亦步亦趋，先学格物致知，曾经连续七日“穷格”官署里的竹子，不想“劳思致疾”，差点吐血。后来退而反思，一下子看出了朱熹的问题所在——朱熹说“理”是“自然律”与“社会律”，谁能证明呢？如果硬要强加一些社会关系为“自然律”的话，无疑独断专行害人不浅。其实人心自身，就有判断的能力啊！于是，王阳明改变了自己求学问的方式，不再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后面强调一些概念，而是力求正心——心不正，理便不正。心若正了，便跟事物本身的道理相一致，就能对接上了。

王阳明的方式，其实是回到原点，在最初的那个根上去考虑。这也是“逆向思维”的方式。有很多东西，要顺着想想，逆着想想，才能变得客观通透。

39岁那一年，王阳明被贬至贵州偏远的龙场采矿场当负责人，一下子悟出了人生的大道。

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出了什么？不太好回答，佛家有修证这一块，理学家，也有参禅证悟这一块。理学家参禅证悟，跟佛教的“明心见性”一致，非过来人不能语。我不是过来人，我无法说。

王阳明龙场悟得大道，是过来人。作为过来人，怎样表达自己的经验？王阳明的著作，现在看起来似乎很难懂，有些不知所云。这是一个话语体系的问题，以当时的话语体系，包括汉语的形而上程度，要贴近王阳明的所思所想，无疑十分困难。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与王阳明相似的哲学概念，来达到对王阳明的认识。

王阳明发明了一个词汇：致良知。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跟天理打通。人的天性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内心中既有真，也有良善，与外部世界的“理”，是相通的。从外部，是找不到根本的，只有注重自己内心的启示，才能找到世界的根本。

可以这样说，朱熹之功在于建立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他的“理”实是一个信仰光源，是中国式的“彼岸”世界。朱熹之弊在于，他没有找到一个通向“信仰”与彼岸的方法与道路，他所设计的“格物致知”方法，难以实行。就如同屋无窗无法照见“理”的光源；海无舟无法抵达“理”的彼岸。明知有“理”，无法至“理”，无奈而叹！而王阳明呢，在于直说“心”的意义，实际是说何必开窗，心即为窗；何必借舟，心即为舟；何必格物以求“理”，心即是理。

与朱熹比较，王阳明同在建立中国人的彼岸世界，但是这个彼岸不是遥不可及，而是扪心可悟，垂首可见。如果说朱熹所说的彼岸远在天边，阳明的彼岸即在心头。一个有信仰的人不假它物，直接与天理沟通。

也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良知”，代表着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这一个直接到达良知的过程，省略了孟子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很多过程，直接从“修身”到达了最高目的“平天下”。这使得“悟道”方式有了捷径，就是通过自己的“潜移默化”，来感悟到天理，感悟到儒家提倡的文化秩序。

王阳明的这个思想出来之后，社会反映很强烈，读书人共鸣，社会大众共鸣，统治阶级也不反对，甚至加以提倡。官方和民间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致良知”的方式，来找到一种人生的自由。

王阳明说：“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自小耳。”这话不是吹牛，而是认为心即世界，人没了世界也没了。这与佛教“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同理。

王阳明的这一个提倡，很了不起。既然“修身”可以“平天下”，何必走“齐家治国”的弯路。于是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内心，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炼。“心学”最大的意义，在于鼓励和引领中国人进行独立思考。“致良知”，其实是一条路径，一条不提供“标准答案”的路径。这种方式，其实是在极权专制的状况下，一种善对于恶的抵抗和消解。

王阳明的提倡，跟现代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很吻合。汉娜·阿伦特说：那种没有经过思考就执行的恶为平庸之恶。阿伦特一生都在研究恶的问题，对于恶，她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就会连结到善了，就不会去作恶了。

余英时说：新儒家之有阳明学，正如佛教之有新禅宗，新儒家的伦理因阳明学的出现，走完了它的社会化历程。

王阳明思想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把“天理”移出人心。这一大发明突出了主体精神，把道德他律转变为道德自律，这一个进步，是绝对意义的，它还原了道德的本质。因为道德从来就是应该约束自己，而不是作为约束他人的利器。中国从孔孟之后，一直搞错了这一点。王阳明开始了拨乱反正。

话题再回到陆象山。陆象山是南宋人，跟朱熹同处一时代，他同样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人们把南宋的陆象山和明代王阳明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差不多。陆象山认为世界的本质在于心中，认为内部的“心”与外部的“理”，其实是一个东西，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这种看法，其实跟佛教的根本“心物一元”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陆象山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陆象山的“心理一元”，与朱熹忽视人心，只承认外部的“理”是有区别的。现代哲学以为陆象山为主观唯心主义，朱熹为客观唯心主义。这是贴的标签，以便分门别类。在世期间，两人为此曾进行过多次辩论，不过谁也没有说服谁。朱陆之辩，以及一直以来展开的朱陆异同之辩，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还随着理学的传播扩展到日本和朝鲜。以我个人的看法，争辩肯定没有结果，不过争辩却有好处，它对于人们智力的扩展，对于思想和逻辑的精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陆王的“心学”，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明朝中期之后的社会影响很大。明朝的社会思潮，经王阳明这么一点化，有点豁然开朗的意思，人开始思考怎么样活着才有意义了。这一个“心学”，可以说是对明朝初年之后严酷制度的“松绑”，人开始活得自在自由了。这一点，有点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此之前，人是睡着了的——中世纪欧洲是被基督教催眠，明初是被理学过度化的“礼教”催眠。明朝中后期出现的思想自由、社会自由的趋向，总体原因是商业对社会的冲击，也有外来思潮的渗透，不过王阳明的思想，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

程朱理学也好，陆王心学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内向。它讲的全是内部的事情，不去关注外部的事情，也不去寻找外部问题的解决路径。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当然只有外向，没有内心，也是不行的。由“修身”直达“平天下”，境界上去了，浩然之气养成了，可是“齐家治国”的“术”跟不上，不会做事，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缺乏手段，同样也不行。我们看明朝的知识人，很多就犯了这个毛病，向内的问题解决得很好，活得理直气壮、志得意满，可是对社会建树没有起到作用。“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看到国家危难，没手段也没能力帮下忙。当然，这种指责有点过度，知识人有知识人的事情，指望他们去冲锋陷阵杀敌卫国，也是不对的。不过本领缺乏，终不是一件完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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