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引发诸多问题有多少事真的“等不了”？

教育“等不了”、城市“等不了”、科研“等不了”、官员“等不了”……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引发诸多问题———

“等不了”是一种心态，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要这种紧迫感。然而在中国正经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之下，“等不了”很多时候却成了不顾长远、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这种心态侵蚀社会太深，让教育脱离科学规律、科研领域浮躁成风、城市野蛮生长，政绩工程频现。

教育“等不了”

功利化让学校变成“大市场”

在新浪亲子论坛上，一位妈妈抛出一个问题：“亲们都给宝宝们报了什么班？”最“疯狂”的一位妈妈回帖道：“周一奥尔夫音乐，周二周五外教英语，周三画画，周六国乐视听，还有科学课。等孩子再大一点，还想练钢琴，还想学轮滑……”

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幼儿园读小学的内容，小学读初中的内容，初中读高中的内容，高中读大学的内容，而大学读幼儿园的内容——— 学习如何做人。”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学雷认为，这是一种教育功利化前移现象。“我们要注意到，究竟是什么让教育变得功利化，让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市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功利化的背后，其实是行政化。“行政部门要用升学率来衡量一个学校，学校要用升学率来考核老师。”

城市“等不了”

规划朝令夕改成为建筑“杀手”

4月4日8时45分左右，浙江宁波奉化市锦屏街道一幢5层居民楼发生坍塌，造成多人死伤。“建筑短命”正成为城市通病，然而质量问题并非建筑“短命”的唯一原因。

一些市民和城市规划专家表示，我国部分城市规划就像摆积木。规划朝令夕改的短视观念、利益驱动是“短命”建筑的直接推手。无论是拆还是建，都“全靠领导一句话”。其中有的城市，换个领导，就要变个样。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表示，大拆大建一方面说明我国城市规划缺乏整体设计，十分短视；另一方面，许多完全不必拆除的建筑却以重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被拆除，这也与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和热衷政绩工程有关。

中国部分“短命建筑”

建筑名称 “实际寿命”“死亡原因”

沈阳五里河体育场18年 场馆重建

沈阳夏宫 15年 地产开发青岛铁道大厦 16年 城市规划北京凯莱酒店 20年 地产开发上海“亚洲第一弯” 11年 城市规划辽宁丹东铁路货运综合楼1年 高铁建设

科研“等不了”

“给你钱，就得在一定时间内出成果”

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吴瑞，选取2000年为一个样本，做出如下估算——— 中国在生物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总数，与美国同类数据比较，结果大致相近；但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却不到美国学者的4%。“给你钱，就得在一定时间内出成果”，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种习惯心理和做法。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介绍，在SARS肆虐期间，一些科学家曾经夸口自己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研制出疫苗或药物。这完全有悖科学规律，但他们不这么做，可能就争取不到研究经费。“基金的申请、评级、评职称，都要跟论文发表数量、‘出成果\’的速度挂钩。”中科院院士钟世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政策导向使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学者有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现在到处都在抢基金、抢评奖、抢学术团体的名誉地位。但其实一个科学家一辈子有一两个有方向的、规律性的科研成果就很不错了。”

官员“等不了”

举债搞政绩工程 留下一摊子烂账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官员罔顾科学发展观、政绩观而“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三拍)式的决策，早已是媒体和社会诟病的“积弊”。不少官员走马上任后对前任的发展规划、思路等一概否定，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最终往往是留下一摊子烂账。

2013年，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其在任时力推的雨污分流工程争议再起。这个民怨颇多的工程计划总投资180亿元，然而，由于着急“上马”，该项工程是在没有大面积征集民意的情况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全城动工的。

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更暴露出官员挥霍公共财政的随意性。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根据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5万亿元，其中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219.57%，有地方政府逾六成的年收入得用来还债。

延伸阅读

“等不了”的悲剧为何不断重演？

在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对于李提摩太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在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在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的诸多悲剧就蕴藏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份急切却是一样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可从另一个方面看，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不耐烦”和内心焦躁？

他们不愿意耐心经营、慢慢等待，总想争取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中国人也因此变得一波比一波焦躁，一茬比一茬激烈。一百多年前，就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备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据《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华西都市报》、《北京晚报》、《重庆晨报》、《国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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