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教育及其他 □《青岛文学》副主编　韩嘉川

在一个诗歌论坛上,有人提到“诗歌教育”问题,即当下诗歌写作的滥觞现象和意象陈旧等问题。我对某些陈旧意象使用的理解认为,只要注入了新的含义,无所谓新旧,问题在于意象是否结实。

那么对于散文诗,是否也有一个“教育”问题呢?新诗在白话文实行以来90多年的实践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特别是文艺复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外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使中国从“朦胧诗”起始,无论是意象主义也好,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好,或者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外来的主体审美意识的冲击,大大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力。“写什么”与“怎样写”是文学的一个永恒课题,而往往“怎样写”是作家们随时要破解的题目。就像在这次论坛上所提到的“诗歌教育”问题,也就是当下诗歌怎样写的问题。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散文诗有了长足的发展,写作的群体和读者群体也在扩大,然而始终有一个误区,即散文诗比较容易写,进入的门槛比较低,甚至于被理解为一种初学写作者的试验文体。而近些年所出现的现象,使散文诗逐渐成为颂诗的文本了,歌颂花朵、歌颂爱情、歌颂生活等等,而歌颂那些重大主题就更不必说了。我们是否就不需要颂诗呢?回答当是肯定的:需要。但“陈词滥调”的歌颂,致使散文诗自己从主流文本中疏离了出来。

当然,散文诗的教育也同诗歌教育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审美意识的转变,尤其是如何真正走出“颂诗”的浅薄现象。其实,就文体而言,散文诗在表现方式上,应该比诗歌更丰富,具有更大的内涵张力和语言弹性,也就是说,散文诗应该是白话诗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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