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爸求学记

小学6年半,初中4年半,总共11年时间,有时候一学期只上七八节课。说起来是上了11年学,但是11年里真正上课的时间加起来可能都不到一年。”在62岁的蔡锐看来,这是现在年轻人难以理解的一个时代背景,“每次跟身边年轻人说起我的经历,他们都当笑话听。”

“初中那会儿我才学了拼音,因为基础不好,我现在还保持着电脑敲字用全拼的方式,就是怕把拼音再忘了。拼音四声我现在还用不太好……”年轻人眼中的“不可思议”,却是蔡锐这代人的“时代之殇”。

边哄娃边背书

时间回到1975年,蔡锐初中毕业,原本被安排去参加上山下乡的。但是那一年青岛市出台了一个利好政策,可以给每家一个名额,给一个子女安排在青岛就业的机会。“这对于我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机会。”蔡锐回忆,能就业,挣工资养家,是那时人们的首要选择。

“那时候上高中很容易,举举手就可以上高中。但是很少有人上高中,这也是身处那个时代无法左右的事情。”就这样,蔡锐在初中毕业后进入一家研究所,当了普通职工。

在研究所工作那些年,蔡锐越发感觉到一种缺憾,没有学历,工作上的晋升提拔都受到限制。但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再想回到学校更是一件难事。重新回去上高中已然不可能,但是没有高中文凭又不能考大学,“上学”对蔡锐来说,是一旦偏离就再难返回的轨道。

“我能上广播电视大学是一种缘分。1985年我感冒发烧,需要打肌肉注射针,我们单位的定点医院在人民医院,我需要上午打一针,下午打一针。那时交通不方便,我住在东部,来回公交车要两三个小时,于是就上午打完针后去附近的图书馆看书打发时间,等着打下午那针。”在图书馆里闲逛的蔡锐看到了青岛广播电视大学的招生简章,转回单位就开了介绍信,又马不停蹄去报了电大法律班,“那时候报考电大需要单位开具介绍信,因为单位是科研单位,比较重视教育,领导都很支持我空余时间去读书。”

“那时孩子刚刚出生,只有几个月,幸亏父母帮着照看,才减轻了我的一些家庭负担。”蔡锐读的是电大在大连路的直属班,“当时班上有家庭有孩子的学生几乎占了一半,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还得挤出时间来学习,生活忙得像陀螺。”边工作边读书的机会,虽然弥补了蔡锐这代人受教育的缺憾,但也让他们的求学路付出了更多艰辛和磨砺,“法律这个专业,需要背的东西很多,是需要不断加强记忆的学科,很多有孩子的同学都是一边拿着奶瓶给孩子喂奶,或者一边拍着孩子睡觉,一边看书背书。”

异常严格的课堂

“因为我读的是文科,我们上课用的最多的是收音机,理科生们用电视教学多一些。那时的电视还是黑白的,电视、收音机放在讲台上,老师们把磁带放进收音机,把录像带放进电视机,学生坐在教室收听收看。现场授课的老师根据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里公开课的内容,划重点,进行答疑。”上世纪80年代,主要通过远程教育为电大学生进行播课教学,一盒小小的磁带、一盘录像带都可以成为获取知识的载体,广播、电视使知识的受众群体更加广泛。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磁带是什么了。”蔡锐感慨道。

“刚开始去上课的时候,我很不适应。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情况,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只要进了这个课堂,那是没有情面可以讲的。”和自己小学、初中时松散的氛围不一样,这个课堂异常“严格”。蔡锐依然记得有一位形式逻辑课的老师,非常严厉,“原以为从工作状态来上课,跟着听听录音机,老师划划重点就行了,没想到那位老师‘很较真’,还会不定时地抽查提问。”

有一次,蔡锐被点名起来回答问题,因为没有复习,他只能站起来说“我不知道”。“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场景,那时我已经27岁了,这个年纪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不知道,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切身“领教”了这里的严格,蔡锐这才意识到,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所大学,但它绝不是一个混学历的地方,这是一所“铁面无私”的大学。没有修满学分是拿不到毕业证的,尤其是法律专业一些“烧脑”的科目,及格率只有10%,“幸亏有这么严厉的老师,我的形式逻辑课最后考及格了,要知道这是文科学生都很头疼的一门课,很多人毕不了业都是卡在这门课上了。”

“我在读电大时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学员。只有全勤且大部分学科都名列前茅的同学才有资格入选‘优秀学员’。”直到今天,蔡锐依然很骄傲,自己在那样严格的求学环境里能够“拔得头筹”,“有一次《民法法则》我考了70多分,是班上的前几名。我还是学生会成员,定期组织同学们打个篮球赛等活动。”

1988年,蔡锐法律大专毕业后,正赶上当年青岛市首次开放律师资格考试,全市2000多人参加考试,全部合格通过的仅是少数人,蔡锐就是其中的幸运儿。

“上电大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笔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简单的一张文凭,而是一段经历带给我的改变。它让我明白世上没有难学的东西,只有是不是认真去学习钻研它。”

“专业知识差不多5年就过时了,法律更是一个知识更新很快的行业。”一张文凭并不是包打天下的“护身符”,但是在电大学习的日子,让蔡锐更加深刻领会到掌握自学的能力很重要。“有句老话说得好,‘留万贯家财不如留一技之长’,我们走进课堂不但要学习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掌握学习的方法,这才是你受益终身的。因为你一生中都要不断地获得新知识,只有掌握了自学的能力,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法律圈里的“电大圈”

拿到律师资格证的蔡锐,做了10年兼职律师,后来他从研究所辞职,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那个年代从事法律行业的很多都是电大同学。”从司法界专家到律师同行,蔡锐的电大校友圈也是他的事业圈,“从前,在这个圈子里一提到‘电大’两个字,初次打交道的人可以迅速拉近距离,这也让我获得了很多人脉资源。”

“广播电视大学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座大熔炉,不管你是工人、农民、军人,不管你是什么学历,走进这个课堂,能历练出来的,就可以‘脱胎换骨’。”蔡锐说,虽然读广播电视大学,只能在电视屏幕上与老师见面,收听他们讲课的录音,这之间似乎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让人感到很近又那么遥远。但在那个渴求知识的时代,广播电视大学提高了全民的知识结构,是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批人共存的时代符号。这种受群众喜爱的办学方式,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大学”梦。

“你看现在疫情背景下,互联网教育兴起成了热点。互联网教育其实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广播电视教育’是相似的教育模式,只不过是传播公开课程的媒介从广播、电视,到了现在的互联网。”蔡锐将两个时空的产物放在眼前比较道,“随着现代化媒介手段的不断进步,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方便更快捷。以前听收音机、看电视机学习,需要专程跑到有这些电器的场所,但是现在人们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上网课,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相比我们当时的学习环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今年虽然已经62岁了,但还是在不断地学习,翻翻专业书或者打开手机在专业的APP上看,获取知识的媒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了,这是时代的变化。但是人生的高度只能通过知识的积累来提升,这是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会改变的真谛。”蔡锐的声腔里带着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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