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宿县二中大门前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两岸密布着垂柳,微风徐来,水波荡漾,绿叶纷披。河上有一座小石桥,夕阳西下,常有几个同学坐在桥栏杆上闲谈,颇有几分诗情画意。校园里一排排整齐的青砖青瓦平房,掩映在几十棵古老的枫树当中。秋季开学的时候,和煦的阳光洒满校园,教室前后,霜林尽染,红叶随风摇曳,千姿百态,各有风情……
1978年,“文革”中下迁的宿城一中即将复校,一批老教师都要返回一中。开学那天,我们的班主任桑老师抱着粉笔盒、三角板走上了讲台。那时的桑老师,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乌黑的齐耳短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皮肤不算白皙,但透着健康和秀丽,神情自信、坚毅,做事干练,浅灰色的上衣格外得体。
第一堂课,桑老师在简短的开场白以后,先点了一次名。大家依次站起来答到,算是接受了一次检阅,对每位同学,桑老师都认真地点一下头。她略带蚌埠口音,有别于地道的宿州话。然后,桑老师就开始教授平面几何。她的板书流畅而工整,不用圆规就能飞快地在黑板上信手画一个非常标准的大圆圈。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刚刚恢复高考不久,上海科技出版社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再版发行,整个社会求学求知的空气骤然浓厚起来,特别是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加上前一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犹如三声春雷,激荡震撼着全国人民的心灵。桑老师是“老三届”学生,十年动乱也耽误了她自己读书求学,因此她十分珍惜时间,每天都见她急匆匆地往来于教室和办公室之间。她的包里装着一个厚厚的演草本,自习课上,在给学生答疑释惑的间隙,她本人也常常认真地演算着一道道试题。同时,她还在自修高等数学。桑老师最喜欢琢磨同一道习题的多种解法,她以为这是对学生智力最好的开发。桑老师还要求每个同学准备一个纠错本,专门订正各人考试测验中出现的错误,这养成了大家自我反思,尽量不犯或少犯同样错误的好习惯。
桑老师又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她要求我们的班级不仅成绩要优秀,在体育比赛和文艺汇演中也要勇于争先。对于学校布置的揭批“四人帮”活动,桑老师对同学们没有过高要求,她认为这实在不是孩子们的事,但她常利用读报课和课外实践等机会,对我们进行人生观的教育。
桑老师对待每个学生都很好,全不在意学生家庭贫富、成绩优劣抑或背景深浅,基本上就按学生个子的高矮排座位,从不厚此薄彼。她全身心投入班级教育,未见她发过脾气,对过于调皮的学生,她只是威严地看一眼,那位同学也就知错认错了。有一次,语文老师没能来上课,临时改成自习,教室内叽叽喳喳。桑老师一到,立刻鸦雀无声。“为什么不说话了?”桑老师问道。当时社会上正在热演话剧《于无声处》,坐在前排的我脱口而出:“此时无声胜有声”,一时哄堂大笑。我立刻意识到闯下大祸,但桑老师并未责备我,居然还微笑地看着我说:“你还出口成章呢!”教室的空气立刻轻松下来,我也如释负重,但心灵深处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礼貌教育。
那时我和几个坐在前排的矮个子同学还十分懵懂,每天下了课就飞快地跑出教室,利用课间的十分钟和(1)班同学玩斗鸡等游戏,稚气的脸常常抹得像黑猫警长,上课铃响后,才大汗淋漓、盔歪甲斜的跑进教室。放学以后,还时常把书包扔在门前的河边,捋胳膊卷裤腿下河逮鱼摸虾。遇到这种情形,桑老师总是说:“你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也许是太贪玩或是开窍太晚,我的数学成绩实在不敢恭维,直到现在,我那当老师的妻子,还有女儿、侄子常拿这个短处讥讽我,说我数学“不翻过”。每遇此时,我只能赧然。其实在桑老师的课堂上,数学的美感我还是深有体会的。
毕业了,我们告别了二中,也告别了桑老师,岁月匆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桑老师,老师已两鬓斑白,依旧和善教诲。我感怀赋诗:校园三十二年前,有幸得结师生缘,授业解惑更传道,常记教诲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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