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省文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记者:你个人最喜爱莫言的哪部作品?一般会给读者推荐哪些作品?
方教授:莫言的作品很多,比如《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等等,最近还有一部长篇小说《蛙》。我个人喜欢的还是他的早期作品《红高粱家族》。一般也会给读者推荐这部书,我们大学里给学生上课时,讲到一位作家,都会谈他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就是莫言的代表作。他早期有一部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是他的成名作,当时一发表便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记者:你觉得莫言和其他当代中国作家有什么区别?比如路遥?
方教授:路遥的作品比较早,他的小说对当时社会现实和对知识分子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带有80年代理想主义的色彩。莫言早期的作品受部队环境影响。一个作家走不出他那个时代,但他后期作品变化很大。正如莫言自己所说的“我平时可以是孙子,但写作时胆大包天”,他后期的作品很张扬,写暴力、写性,写的很肆意、放荡。当然,他写的性与暴力并不局限于性与暴力的本身,不落于低俗,而是表现了这其中的旺盛的生命力,在这方面路遥没有走到这一步。从这点来看,莫言超过了路遥,尤其是把民间的东西放入了作品中去。当然,在那个时代,把民间文学纳入到创作当中去也不只莫言一人,像阿成、韩少功。但阿成的语言、叙述经常受到束缚,而莫言的风格是解放式的,写暴力、性、生命的爆发力都显示出了他张扬的个性。
记者:你觉得就风格、内容等方面与莫言最相近的西方作家是哪一位?
方教授:读到莫言的作品《蛙》时,从某种程度上确实让我想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也只是联想起,两者不完全一样,马尔克斯写的是拉美特殊的民间历史,用的是梦幻式手法,莫言的作品里也有这些,但更多的是有内在爆发力的热力意象,有的作品更像鲁迅的一些历史小说,如《铸剑》。这可能是一种写意式的魔幻。
记者:能不能谈一谈莫言获奖对当代文学产生的积极意义?
方教授:在现代这样一个消费时代、读图时代,文学被逐渐边缘化,在这个时候,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对中国文学创作来说,很显然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过去许多中国作家从单纯文字的写作上看不到希望。应该说,莫言的获奖,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至少可以证明,我们中国的创作不用通过电影或者借助其他现代科技手段,而是通过我们纯粹的文字写作,也能走出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受到世界的认可。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巨大的好处,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
记者:“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现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是莫言获奖的颁奖词,你认为概括的是否全面?
方教授:颁奖词还是比较全面的。他的作品是现代的,但使用了马尔克斯式的叙述,梦幻式地将民间的传说、故事、生活方式融入作品中去。像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有章回体小说的影子,并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生死轮回观念灌注进行小说的叙事之中;《檀香刑》里面也运用了山东高密“猫腔”作为叙述话语。
记者:能不能谈一谈中国文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方教授:自清朝末年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基本都是进口,没有出口。有人专门研究近现代的文化交流,比如有多少西方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又有多少中国作品被翻译出去,那么中国有没有呢?中国是有的,但相当于西方那么庞大数量的作品翻译到中国,中国作品被翻译出去的简直微不足道,这就属于文化上的“贸易逆差”。还有一种现象,我们今天动不动就会讲某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受到某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响,但很少听说西方作家的作品受到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学作品即使被翻译出去影响力也很小,读者也很少。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在文化交流上,中国处于弱势,没有被世界当做榜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身作家的作品写得不够丰富,作品的内容、现代进步性、作品的语言不够优美等等,因为做的不够好,不值得别人来学。诺贝尔奖是一个世界标准,也许,此次莫言的获奖,能够促使中国文化从“逆差”逐步转向“顺差”,能不能转向“顺差”是另一回事,但至少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文学。
记者:据说,莫言的作品将被编入教材,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方教授:莫言作品编入大学教材并不存在障碍,对于编入中学教材,我个人观点,中小学阶段比较特殊,像莫言的某些作品,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编入中学教材,尤其是高中教材是可以的。其他的作品,比如《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如果要编入中学教材,可以选出一部分编入高中教材,高二、高三的教材还是比较适合的,我觉得最好是不要编入初中和小学教材,因为他的作品里面的性、暴力,是会吓坏小孩子,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记者:莫言从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30多年来出了不少作品,仅长篇小说就有11部之多,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保持着如此旺盛的写作能力?
方教授:莫言是一位多产作家,有的人可能写一部作品就把所有的精力与激情用完了,比如陈忠实写《白鹿原》,在《白鹿原》这部著作之前与之后的作品都籍籍无名,当然,有这样一部作品也已经很了不起了,仅这部伟大的作品就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是创作激情,二是生活积累。莫言除了本身激情四射,生活阅历丰富外,也与他切入生活的创作方式有关,他对现实很敏感,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就是一个作家”。其实,我们从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出他对现实的敏感,所以他写出的东西往往从一个很现实,甚至有新闻性的题材入手,然后加工创作。他的才情在于通过新闻性的题材创作,将新闻事件作为创作切入社会的由头,写出自己有文化深度的作品。这点从他的《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就可以看出。
记者:莫言获奖后,有人将他在中国文学上比肩鲁迅,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方教授:鲁迅长于社会批判,从现实走向现实;而莫言也有自己的批判性,但他是从现实生活走向审美。鲁迅的地位是时代塑造的,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缺少的是思想导师,而鲁迅敢于站出来,反击当时社会现实,受到了崇拜,并成为一面旗帜。莫言的确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时代不同了,与鲁迅没有可比性。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点从莫言获奖后,来自各方褒贬便可见一斑,因而莫言不会再“被当作”中国文学的旗帜。
本报记者 戴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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