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劲舞闹繁昌(资料图片)
农民工有了自己的图书阅览室(资料图片)
留守娃开心过暑假(资料图片)
诗词朗诵(资料图片)
“十二五”规划中,转型成为主旋律,富民成为最强音,芜湖市也提出了“全面转型、率先崛起、富民强市”的发展主线。当前,面对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国民客观幸福指数升高,但社会矛盾冲突增多、社会总体信任度下降,国民主观幸福指数下降等“中等收入陷阱”现象,高度重视精神富民,对于芜湖市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把握富民的正确方向和小康社会目标,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创新优美和谐幸福新芜湖,有着重要意义。
物质富民即满足民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包括物质富裕和知识的增长、信息的充沛和文化艺术的享受等;精神富民即提升民众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强调的是道德、正义和责任,是人类道德文明素养的提升与和谐、互信精神家园的构建。精神富民不仅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说民众文化素质的提升和文学艺术的享受可以伴随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现代文化传媒的普及而乐见其成效的话,人们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却未必与经济发展同步。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往往伴随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社会道德水平却极有可能呈现反向的滑坡现象。
一、精神富民的误区
道德虚伪主义
个人利益道德观偏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个体利益多元化具有正当性,而且所有阶层的合法利益在法律上受到保护。同时,公民道德利人也利己的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到鼓励和保护。因此,我们在道德宣传和公民道德建设上,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弘扬那些见义勇为、奋不顾身、临危不惧、勇于献身等道德事迹和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道德层面、法律层面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在公民道德教育上,要积极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切实摒弃道德观念误区,让道德更贴近社会、更贴近生活、更贴近人心。
集体主义道德观偏差。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完全取消私有产权,集体利益成为个人利益的基础与代表,因此,在群己关系上必然出现极端的个人服从集体式美德。今天,在利益多元和价值多元获得正当性的时代背景下,公正原则作为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或首要原则已成为人们伦理共识。将任何集体绝对化,只能是马克思所斥责的“虚幻的集体”,而不是他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正确理解的集体主义,必然是服从或符合于作为社会制度之首要价值的公正原则。因此,当代道德观念应该是基于公正观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非羞言利己。
道德虚无主义
道德建设无根化表现在,一方面感慨于道德滑坡而致力于道德建设,另一方面却在有意无意的破坏传统,导致道德建设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以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之名批孝道、“破四旧”,结果割裂了民族道德传统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今天我们意识到继承传统美德的重要性,开始全面推广普及中华传统文化,并将民族传统节日重新定位国家法定节日,民族传统和道德文化得以传承弘扬。
道德建设的无根化还体现在无视其他民族国家的先进文明成就。中华传统美德本身就是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演进的产物,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因此,那些全盘否定西方道德文化和文明的论调是道德建设无根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道德教育精英化
目前我们的道德教育往往过分强调道德意识形态化和道德教育精英化,也就是道德教育的非人化,其结果必然会导致非人的道德让人们对道德教育敬而远之。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固然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道德毕竟不同于法律和政治。它更多体现为维系社会共同体共存并为共同体认同的必要伦理规范。一旦完全把道德等同于意识形态,就会导致伦理与经济的分离、道德与民众需求无缘。“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德行有用、福善祸淫历来是国人最朴素的道德价值准则,也就是说,德行有用,道德才能转化为人们的信仰和为善的动力,道德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道德教育的精英化是德育实效性低的另一主要原因。在古代,道德作为评判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无形中将普通百姓置于被道德和受教育的地位,不仅道德规范由统治阶级或社会精英所制定,各种道德榜样也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当前,我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这一倾向,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按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标准来制定,道德人物的宣传也刻意回避合理利己和公平、公正的道德原则,其结果自然是不切实际,难以仿效,而少数人为了谋取私利又造成伪道德泛滥。事实上,道德教育的精英化模式最大的风险还在于可能导致反道德思潮。因为从逻辑上讲,道德精英化需要精英道德化为前提,从而使人们对道德的信仰建立在精英阶层的道德人格上。一旦人们发现精英阶层也有个体利益,就会动摇人们的道德信仰,从而形成反道德思潮。因此,我国德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就是变精英化德育模式为平民化德育模式,更多地着力于推进“大众道德”或“平民道德”的建设。
把精神富民摆在芜湖市率先建成小康社会大业的重要位置
决定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不是人均GDP,也不是人均财政收入,而是全体市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芜湖市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把握好物质富民和精神富民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以物质富民为基础、精神富民为统领的富民强市新思路,更加重视精神富民。当前,要克服以文化建设取代精神富民,着力在全社会弘扬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以正确的价值观、事业观和财富观支撑率先建成小康社会大业,为赶超型物质富民构建有效的道德风险防控机制。
积极发挥民间团体的自我教育激励功能
精神富民要坚持民为本位,自上而下、强制灌输式精神富民会导致民众的逆反心理。明清徽商之所以能够富甲一方并以儒商著世,就在于它发挥了民间自治性的宗族团体和行业协会在诚信伦理建设上的自我教育激励功能。今天,在个体人格独立的利益多元时代,中国人的面子心理等观念在现实道德中仍然发挥实际功能。因此,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精神富民同样可以通过民间团体形成熟人社会下的自我道德教育激励功能。
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精神富民实效
我们正处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中,传统道德哲学提供的理论及其原则难以解释和应对现代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因此,原有的德性伦理范式必须实现向制度伦理范式的转换。这就要求我们在义利统一、公平公正的现代价值观念指导下,通过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实现伦理制度化,从而实现“赏以劝其能,威以惩其废”,确保德行有用,德福统一。伦理制度化还体现为法律伦理化。现代法治文明不仅强调以法治国,更强调以善法治国。发达国家的慈善基金会能将慈善与利益完美地结合起来。在美国,股神巴菲特的财富观认为“若遗产税降低,富人更倾向于把财富传给后代,这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和原则”。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对于人们行为的选择由于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中可能存在的冲突,往往导致人们在面临道德选择时无所适从,如老人、病人倒地无人敢扶现象等等。因此,芜湖市可以针对现行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中存在的冲突,推进制度创新,比如尝试通过设立见义勇为基金等形式来弥补法律伦理化的不足,进而鼓励人们不仅敢于做好事,而且乐意做善事,让道德更为亲切(引自2012年6月18日中国青年报载文《“做好事有利可图”让道德更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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