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芜湖租界

太古轮船公司旧址。

美孚楼

太古路是租界的见证。

民国八年《芜湖县志》中的租界图。

怡和楼

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局部，处处都体现精美的建筑风格。

曾家巷是当年日本驻芜领事馆所在地。

陶沟，当年芜湖租界的起点。

耸立于长江之畔的老海关大楼。

芜湖租界，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决不仅仅只限于一个历史名词，曾经的屈辱，曾经的沧桑，赋予了它极为复杂的内涵。每每说到芜湖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租界是一个永远也绕不过去的话题。尽管从客观上看，芜湖开埠及其租界的设立，对芜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决不能抵消其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它给国人心灵留下的是一道深深的创伤，我们不应该忘记，也不能忘记……

芜湖租界的产生，有着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1876年9月13日，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辟芜湖等四地为通商口岸。次年即在范罗山上建起领事所，在长江边建了一幢规模庞大的海关大楼，并与清政府续签了《租界约》，决定在芜湖设立租界。当时英国人胃口颇大，所划地界也颇为广袤。可是，在签完这一条约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人却一直没有再继续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更没有作任何的投资或建设，直到1882年英国怡和洋行前来拟租界内陶沟的一块滩地，租界的建设方才渐渐开始。怡和洋行欲租的陶沟，长久以来是居住芜湖的宿太木材商堆放木排之地，这些木商拒绝交出土地。1901年，怡和洋行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敦促时任芜湖关道吴景祺迅速解决英洋行租地问题。但是初期很少有外商前来投资。吴景祺遂与英国驻芜湖领事柯韪良会商，提出要明立章程，方可动员木商搬迁。此时美、法、俄、日等国也要求尽快设立租界。1902年吴景祺拟定《芜湖通商租界章程草稿》，1904年新任芜湖关道童德彰与英国领事柯韪良正式签订《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章程共计十条。此时，距离《烟台条约》的签定已经是28年之久了。

芜湖租界建立过程的本身就是个耐人寻味的事情。如今，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文献史料，来合理地解释为何芜湖租界的最终建成要花费如此长的时间，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便是“大清裱糊匠”李鸿章。李鸿章兄弟六人，全都在芜湖拥有大量的资产，他们已经把芜湖甚至长江流域看做是自己家的后花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英国人欲在芜湖设立租界，李氏家族不可能坐视，就在怡和洋行来芜湖的当年，李鸿章便将镇江米市迁至芜湖，为此，他不惜化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让张荫桓和长子李经方出面斡旋，通过张荫桓和李经方两人与李鸿章的大量往来书信不难看出，当年米市迁芜是一件多么庞杂的工程，经过李氏家族的不懈努力，芜湖米市终于在1882年开张，而此时的芜湖租界仍是一纸空文。因此，李鸿章当年在芜湖租界设立及其随后的建设过程中，是否会暗中作梗，便让人联想翩翩了。

虽然芜湖租界的名称是各国公共租界，但仍以英国为主，几乎租界内的所有事宜都有英国人出面与中国政府来解决。据当年英国海关税务司的《年度报告》中说：“本埠（指芜湖，笔者注）公共租界现已成立，中英政府为此事有极多之交涉，结果已拟定管理此区域之章程。公共租界所占江岸之长为一英哩的3/4，南从陶家沟之河口起，北至弋矶山上，西为大江，东界尚无严格之限定，但此方空地甚大，如将来必须开展时，尚可用之也。此地为芜湖最优之区域，系界于长江及城墙之间。现时趸船皆泊于此，其低洼之处已填平，新道路渐次开辟，屋宇整齐，表现芜湖兴盛之趋势。此地取名‘芜湖\’即‘荒芜之湖\’之意，现用此名，已不当乎事实矣。”

1905年5月16日，清外务部批准该章程。芜湖公共租界正式成立，同年的6月28日，举行芜湖租界开辟仪式，出席成立仪式的有当时的芜湖道台、英国领事、税务司及全体地方官员。租界设立之初，英国人是准备大干一场的，这在1905年英国海关税务司的《年度报告》中表现的极为明显：“虽因种种原因，现时租界尚无物质上之进步，但凡设施，均已约略设计矣。为建筑安徽铁道筹备资本计，绅商已同意将出口米（每150斤）加征银二分五厘，彼等并同意加征同数为本省开矿之用。关于铁路事务，现已成立安徽全省铁路办事处，经数次磋商之后，现已决定将公共租界划出50亩，并有江岸六百呎之区域为铁路公司之基场。现各家公司拟于码头江岸建立浮桥，将来货车即可于码头上下货物矣。所拟建筑之铁路，系往西南方南达广德州，以后可由此延长至江南岸重要之城镇。江北也可设向北行之线，以冀与河南之铁路联贯。现江南铁路已实行测量，如能顺利进行，再越四年，可睹该路之完成。此举与本埠之贸易与繁荣有重大关系也。”不过，愿望总归只是愿望，这条江南铁路最终未能如期完成。

租界建成以后，包括怡和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在内的许多英商随即入驻其间。随后，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也于1909年在太古路设立石油经营机构——美孚洋行，它和其母体美孕石油公司实际上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日本人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以“利益均沾”为借口，于民国初年在青弋江南岸的曾家巷设立了领事馆，而日企日清公司也随即入驻租界。

芜湖租界，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租界

从1853年起，清政府向全国各地征收起初税率为1%的商业税——厘金。外国人自海外运来的洋货，包括在租界内消费的洋货，在交纳关税后也须再交纳厘税。对此，外国人一直颇有微辞。1876年，英国政府在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时，曾明确规定：“准以各国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从此，各地租界又成了清政府不得征收厘金的特殊免税区，这也成为租界内的外国商人能获取暴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人当时之所以急于在芜湖设立租界，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但由于清朝政府此时也已看清设立租界对国体的重大危害，所以，一个名曰通商场的新生事物应运而生了。

通商场是清朝末年某些通商口岸中出现的外国人居留、贸易区域。这些通商口岸有些像辟有租界的口岸，是清政府根据中外条约被迫开放的，当时又称为约开口岸。有些则是清政府自动开放的，当时又被称为自开口岸。自开通商口岸中的通商场通常又被称为自开通商场。不过，不论是哪种通商场，它们的情形大体相同。清政府当初之所以决定开辟通商场，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此举完全是为了抵制列强在华继续设立租界。19世纪末，清政府官员已经深知设立租界对国体的危害，因此开始考虑尽可能地阻止列强增辟租界。为此，当日本于甲午战争后要求在增辟的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四个通商口岸设立租界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力主在上述几地开设主权仍归中国的通商场，而不是租界。从此之后，这一模式被广泛采用。

同样的原因，《烟台条约》约开口岸共有四处，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按该条约规定，这四处口岸均要设立租界，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一处也未能真正设立。

当时，这些通商场也被称为自管租界、自开租界、通商租界、通商埠等等。其中，杭州、芜湖、苏州、长沙的通商场往往被称为公共租界。同时，因最先在通商场内租地的大多是英人，因而这些地方的通商场有时也被称为英租界。但在事实上，这种用来抵制租界的通商场与真正的租界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一、在行政管理方面。据《芜湖各国公共租界章程》第六条：“界内日后兴旺，租居人多，所以巡捕房事宜由地方官设立管理。至公共道路、沟渠、桥梁工程并由地方官自办建造，修理费用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商章程筹捐，无论何国商民一体照章征收，毋得执违。”由此可见，最晚在光绪三十年，芜湖这处所谓租界内，仍未设立巡捕房，而租界内买地、挪房、迁坟等事项，决定权归当地的中国海关监督等官员；修造桥梁、沟渠、码头、道路等一切市政工程，外国领事官员等均能参与会商，但皆由中国官府自办。入界居留、贸易的各国商民均由中国地方官“按约保护”。如果界内要兴建须向居民们加征捐款的特殊工程这些事宜由须由中、外官方，有时甚至还要加上租户代表这三方来合同会商解决。可见，在通商场内，外国领事官及外国侨民只是对如何进行市政建设有协商之权，而无决定之权。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尽归中国地方官府。

其二、在立法、司法方面。在芜湖租界内，有关法规章程，均由中外共同订立，自开通商场的开辟章程已由中国政府自行拟订、颁布，它是中国国内的法规。同时，在芜湖“租界”内，各种行政法规的立法权也基本上由地方官府来行使。并未出现会审公廨之类的审判机构，而其它诸如工程、巡捕等各项章程，也均由中国官府议订。惟有约束各国商民的章程，由中国官员“照会领事官酌定”。即使遇到一些专业的规章，也不是由外国独自制订，而是与中国地方官员共同商订的。因此，在芜湖的这座“租界”内，居住的华人与外国人一样，完全受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外国人只是在这里拥有一些会同立法之权，而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并未享有什么重大的特权。

其三、在土地拥有方面。尽管根据中英两国签订的有关规定，租住芜湖租界的各国可以永租界内土地。但是，他们需受双重限制。其一是不能任意多租土地。每个租户所租的土地不得超过十亩。如果准备兴建大公司、大企业，均应事先禀明地方官府，才有可能承租更多的土地。其二，每30年换一次地契，换句话说，这些外国人在芜湖“租界”内的土地租契有效期只有30年，期满则必须更换，若逾期不换，或拖欠租银、地税达一年以上，该租契即被注销，所租土地即被收回。章程甚至还规定：在30年换契之时中国官府可与有关的领事官酌商，增加租地的地税。这与上海等地典型的租界相比，差别极为明显，这也是认定芜湖的租界实际属于公共通商场的一个重要例证。

清政府当初设定通商场这一模式用来抵制列强开设租界，效果还是颇为明显的，除苏州、杭州等少数地方以外，包括芜湖在内的众多约开或自开通商口岸均未出现新的租界。同时，这些辟通商场的口岸及其邻近地区的贸易、实业等大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这一对策大体收到预期的效果，到20世纪初，中国自北到南，从沿海到内地，相继出现了许多类似的自开通商口岸和自开通商场。

1927年，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收复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芜湖公共租界也遭受冲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芜湖公共租界。1943年1月日本政府与南京汪伪政府签约，宣布废除在华外国租界。之后，英国美国政府也与重庆国民政府签约，宣布归还在华租界。抗日战争胜利后，芜湖租界不再恢复。

如今，芜湖租界虽早已成为历史，但位于原租界内的美孚楼、太古楼和怡和楼依然幸存。而鹤儿山上的天主堂、江边的老海关大楼也都保存完好，范罗山上的英国驻芜领事署、税务司楼、帮办楼等已经入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之无愧的“芜湖国宝”。芜湖一地，能够完好地保存租界遗迹，这在全国同等城市中也不多见，但愿这些历尽磨难的“老古董”能长久地保存下去。

□ 郭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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