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白敌后文工队

1940年秋的一天，我的家乡安徽省无为县遭到日机轮番猛烈轰炸和扫射。就在这天，日寇野蛮地占领了我的家园。家乡人民奋起抗日。各种抗敌协会、群众文化团体纷纷成立。我和许多小伙伴参加了儿童团，自动站岗放哨，为新四军游击队传递情报。我先后担任儿童团长、通信中队长，后经组织介绍转入临江文工队工作。

文工队属临江县委领导，队长倪球、副队长朱志真（女）、指导员周逢春，初期称工作队，后改名为文工队。队伍不大，大约只有二三十人。队员多数来自爱国学生和有觉悟的社会青少年。队以下设立四个小组，队员平均年龄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这支小小的队伍，活跃在前线和敌后，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动员人民，激励斗志，打击敌人。

在四面皆敌的斗争环境下，在日伪顽严密的封锁的夹缝中，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我们能阅读到的进步书刊不多，既没有必要的演唱材料，也没有现成的可供演出的剧本，更没有道具。但大家都乐观地工作着，没有剧本自己编，没有演唱材料借用旧调填新词，没有道具向老百姓借。就这样自编、自导、自演，把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

记得1944年秋，我们在陡沟区演出《秋心女》一剧，那种盛况至今难忘。那天我们从白茆区徒步走到陡沟区，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背着背包，打起雨伞，边走边唱，一路风雨一路歌。到达目的地已经傍晚，只见区政府已用大桌、门板搭成一个临时戏台，两盏汽油灯高高挂起，放出耀眼的光芒，台前两侧各竖一根十来米高的柱子，上面横架一根木头，挂上幕布，我们在台后化妆，到台前演出。台下人头济济，几无空隙，有的站在板凳上，有的爬到草堆上、树杈上，也有的大人让小孩骑在自己的脖颈上，场面十分热烈。《秋心女》是我们自编的较大剧本，记叙了秋心女千里迢迢寻夫的感人故事。剧中既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又揭露了日伪军的种种罪行，讴歌了秋心女的真情和顽强精神，激励人们参加新四军，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扮演秋心女的演员朱志真表演细腻，情真意切，生动感人。区长周骏在演出前还向观众讲话，进行抗日救亡和当前中心工作的宣传。

在敌后进行文艺宣传流动性很大，有一次我们在鬼子已撤走的三官殿镇东头演出抗日小节目。因为我们演员大多是三官殿镇附近的人，群众都面熟，看戏的人就格外多。演出后，当地青年有三四人要求参加文工队，有的报名参加新四军。

文工队还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民间形式，表演了《闹春耕》、《小放牛》、《玩花船》等节目，演唱本地流行的民间小调，旧瓶装新酒，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春节前后，我们曾在白茆区六州、小仔州、五号、王家树园等地，沿途演出《玩花船》。我男扮女装饰演小姐站在彩船中心，吴荣邦演小丑在船边戏耍。歌词新颖幽默，表演滑稽，引来了大批观众。我们每到一个村庄，选一块大空场子，花船就在场中央玩起来，四周都站满了观众，水泄不通。花船随着竹竿左右摆动，船头一忽儿向东，一忽儿向西，竹竿一撑花船疾驰而去，竹竿一点花船缓缓而行，有时似在大海中颠簸起伏，有时似在平湖上轻舟荡漾。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热闹异常。我们演到哪里，观众就跟到哪里，真是前呼后拥，热火朝天。

文工队的工作方式是灵活多样的，有时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有时又化零为整，集体行动，一切依据对敌斗争形势和工作需要来决定。有一天，我们一部分同志分散到流泗区，在李家大村祠堂前面广场上，演出《小放牛》。吴荣邦饰小放牛，我演村姑。这戏也是群众很爱看的，服装道具简单，不拘演出场地，唱的是地方小调，主要反映春耕大生产。村姑机灵羞涩，小放牛调皮好耍，引爆全场笑声不止。

我们既是文工队又是工作队。革命事业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临江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我们除演出外，还经常做了以下几件工作：一、写标语、贴标语，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党的统战政策和当前中心工作。二、废除保甲制度，建立行政村、自然村，民主选举村长。三、扩军，动员贫雇农和有志青年参军。四、办冬学，组织农民识字，学习文化。五、禁种鸦片烟，检查发现烟苗，按政府规定予以处理。

临江文工队起到了宣传抗日救亡、唤起和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可以说，那段峥嵘岁月对我以后从事前线随军记者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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