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史海沉钩

他们，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王韬

今天是记者节，记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担当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此类话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也引起广大新闻人的思考。让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新闻前辈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让“记者”两字放射出穿透历史的光芒。

中国报刊政论时代的开拓者——王韬

王韬（1828-1897），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也是中国著名报刊政论家，中国第一个成功报人，中国报刊政论时代的开拓者。

主要贡献：首创中国报刊政论文体

王韬在主持《循环日报》笔政十年间，在继承我国古代杰出政论家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政论文篇幅短小、内容集中、观点鲜明、文字浅显。他的文章很少引经据典，也无刻意雕琢，文字朴素，文意清晰。王韬政论文体的创立对刚刚出现不久的中国近代报刊意义重大。当时我国近代报刊正值萌发初期，新闻稀少，消息陈旧，通讯、特写还没问世，文艺副刊尚未形成，报刊版面呆板，新闻体裁单一，在这一片荒野上，报刊政论文体一创立，就如一匹初生的马驹，纵横驰骋，无拘无束，广涉各个领域，兴之所至，欣然成篇，使读者如坐春风之中，长期以来统治我国文坛的刻板空疏的“桐城派”文风为之一扫。

办报主张：立言，即议论朝政，宣传政治主张，“博采舆论”使“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达于上，使朝廷“措置咸宜”。认为报纸的好处有三条：一是“知地方机宜”，即报纸可以使全国上下通畅：第二条“知讼狱之曲直”，是讲报纸可以起监督作用；第三条“辅教化之不及”，是讲报纸对民众有教化作用。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丰碑——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丰碑式人物。从1895年开始办报到1922年停止报刊活动，27年中梁启超亲自创办、主编报刊有11种，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作为报刊政论家，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影响了一代人。

主要贡献：创造“时务文体”，提出“耳目喉舌”论

为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从根本上突破了文言文写作框框，开创了一种通俗、自由、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被时人称为“报章体”或“时务文体”。时务文体特点为：文体解放——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框框界限，灵活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文风自由——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结构清晰——条理明晰，逻辑性强；情感充沛——笔锋常带感情。这时期的梁启超被称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梁启超是报刊“耳目喉舌”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报馆者，国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

新闻时代的开拓者——黄远生

黄远生（1885-1915），生于书香家庭，16岁中秀才，20岁中举，21岁中进士，弃官不做，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受梁启超思想影响较深。他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三四年光景，可在当时新闻界名声斐然，与刘少少、徐彬彬被称为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受所处时代及阶级地位的局限，黄远生曾被袁世凯利用。但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他渐渐醒悟，决心与袁氏报纸决裂。袁世凯想借重他在舆论界的声望，逼他写赞成帝制的文章，聘他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总撰述，还表示事成之后许以10万元的酬金和部长职位。黄远生坚辞不就，并在上海各报刊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此后他逃离北京，先到日本，后赴美。1915年12月27日晚，黄远生在旧金山唐人街回旅馆途中被中华革命党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年仅31岁。在他被暗杀12周年之际，友人以诗纪念他，称其“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主要贡献：创造新闻通讯文体

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新闻通讯写作而负有盛名的新闻记者，他是中国报纸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的开拓者。他的文章庄谐并进，幽隐毕达，发人深省。由于这种文体始于1912年初以“远生”署名的《申报》上的“北京通讯”，驰名中外，影响很大，故称“远生通讯”。

近代中国一代名记者——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以满腔热情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当过编辑、主编、特约记者、社长；办过报纸和通讯社，并从事过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工作，是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他用一支笔搅动政界、军界的情绪，使那些故作雍容大度的政客、军阀暴跳如雷，而又束手无策。1919年他应邀出席北大学生集会，号召学生“挺身而出，救亡图存，奋起抗争”，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之一。1926年4月26日，被奉第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杀害，年仅41岁。他的一生是一个正直爱国的新闻记者战斗的一生，也是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主要贡献：新闻学研究和教育

在中国新闻史上，邵飘萍是第一个重视通讯社，并以通讯社为依托成功开展新闻采访和报道活动的著名记者。在从事实际新闻工作的同时，他还热情地开拓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1918年与蔡元培、徐宝璜一起创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为报业教育之发端”。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出版了《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两本新闻学专著，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批教材。

伟大的人民新闻出版事业家——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的一生，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一生。从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开始新闻生涯至1944年病逝，18年共创办7种报刊。1936年，他在《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中说：“我平生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说：“我在20年前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比20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

主要贡献：“韬奋精神”

1944年11月15日，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在上世纪30年代“国统区”及国民党文化“围剿”中，他三次流亡一次坐牢，但他始终大义凛然，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他创办报刊“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他办《生活》周刊，尽力以低廉价格让更多的读者分享精神食粮。当时物价飞涨，刊物成本大增，但为了减轻读者负担，他从不轻易加价。虽然广告是周刊的经济来源之一，但他坚持不登骗人的广告，他认为“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

现代中国一代名记者——范长江

范长江（1909-1970）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名记者，范长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和抗战初期所写的通讯曾经轰动全国。

主要贡献：西北采访和延安采访

1935年7月，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开始西北地区的考察。他的足迹遍及川、陕、甘、内蒙古等广大地区，历时10个月，全程4000余里。他的西北通讯揭露了西北地方的弊政，描述了西北人民的悲惨生活，第一次透露了红军长征路上的一些真实情况。最后集结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该书在几个月内再版7次。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在西安采访了周恩来等，随后到延安采访。他成为第一个采访延安的国统区记者，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采访中写成了著名的通讯《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他这两篇通讯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向国统区人民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而且向全国广大读者描绘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人物的言行，对全国各界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吴廷俊著《中国新闻史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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