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路遥诞辰60周年之际
王志强
近日,文友送来曹谷溪先生《9月17日的思絮》一文,心中颇不平静。文中提及作者40年前与路遥在黄河畔上自拍的一张合影,据说这张照片竟成了路遥一生中最喜欢的照片。我迅速找到用电脑复制的那张照片,看到路遥满面笑容,憨态可掬,左手夹着香烟搭在谷溪的右肩上,右手紧握弯卷的书本,双腿交叉,依偎在谷溪的右侧,发白的帽子底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透射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睿智,显示出一位农民儿子渴望知识、追求文学的青年形象。
看着熟悉而久远的照片,不禁忆起我们上大学的情景来。
1973年8月,我们接到了延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几天,学校说有紧急任务要求提前报到,领到的“紧急任务”便是诗集《延安颂》的编辑工作。我们中73级全班同学都参加了选编工作。王路遥同学比我们迟报到了一个星期,后来我们知道他在录取“政审”上有争议。到校后,他迅速和我们一起进入校图书馆和资料室,搜集有关歌颂延安和毛主席的诗歌、诗词。在讨论定稿的过程中,他的见解独到,选篇准确,受到老师的关注,在上课和学习讨论中的出众表现也得到同学们的一致赞赏,两个月后全票当选为班长。当年年底他组织创作的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在校元旦晚会上演出大获成功。
1974年夏,路遥作出计划:邀请部分文学名师给班上做讲座,以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写作水平。他邀请的第一位便是延安的曹谷溪老师。曹老师声情并茂的诗歌创作讲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邀请过多位名家。讲课前,路遥对每位老师都作介绍。讲座是在两年内分期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讲座都是义务的,这使我们十分感动!这些老师同时被聘为我们的兼职教师。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能在自己的教室里聆听到那么多名师的讲课,如果没有路遥亲自出面组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二时路遥的创作进入到了散文的主创阶段。他的诗歌创作渐少,然而为了配合政治形势,他组织全班同学,以他为主创,在校内编辑出版了油印小册子——诗集《熊熊的烈火》。他与金谷合作,在《陕西文艺》发表了诗歌《红卫兵之歌》,散文《银花灿灿》《灯光闪闪》。到了大三,他被临时借调于《陕西文艺》,做编辑工作。这时他在该杂志发表了散文《不冻的土地》《吴堡行》(与李知、董墨合作)等作品。有一天,我在他的床头翻书,他忽然递给我小说《父子俩》的文稿,他说:“请你拿去看看,这是我的初稿。”记得文章不长,就五六页稿纸,用圆珠笔写成。看完后我拿去送他,他笑着说:“那是送给你的,我不要了。”我以为那是初稿,并不重要,不经意间把它遗失了。后来,小说在《陕西文艺》1976年第2期上发表了。
在我们毕业实习的前夕,路遥亲自给我们班做讲座,以此圆满结束他自己做出的文学讲座计划。他讲的题目是《浅谈散文创作》,他用了4节课的时间,既是对前面几位老师的讲座作以总结,又是他近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他讲到自己的创作时说:“要想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就必须按文学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不断提高。我以为,搞创作首先应该写诗,写诗可以激发想象力,锻炼思维能力,开阔认知视野;其次是写散文,写散文能打好文字功底,为小说创作铺平道路;最后写小说,先从短篇写起,再写中篇,待中篇成熟了才能创作长篇。”在讲到散文的主题和材料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飞机和几门大炮,用几门大炮从不同角度同时射向一架飞机的形象比喻来阐述“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创作特点。他那生动的语言和贴近生活实际的创作讲座,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使我们颇受启发,获益匪浅。
当我把目光再次投向那张黑白照片的时候,路遥头上戴的那顶我所熟悉的帽子,又一次把我带进了那难忘的岁月。
1974年9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在宿舍门前的桃树底下乘凉,抬头一看,忽然在树枝中间发现了一顶帽子,随即摘下。我看到那帽子蓝里透白,面料是当时极具时尚的蓝色华达尼。帽子的右上角裂开一道口子,他用缝纫机扎上了补丁,那补丁是精心设计的,看上去恰似一片肥壮的柳叶。我一看便知是路遥在进校时就戴着的那顶帽子,我想也许是他洗过晾晒时挂在树上忘记了。我知道路遥去了西安,有十几天不在学校。回校后我给他送帽子并与他说笑,当我用陕北骂人的方言取笑他的帽子时,他非常生气,便很严肃地批评我:“你要好好学习,把功夫用在专业课的学习上,不要吊儿郎当把农村那些脏话带进大学里。”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频频点头并用笑脸向他赔不是。随后他拿上帽子,那胖乎乎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对我说:“我十分感谢你收起了我的帽子,不然这顶帽子就永远消失了!”我不知道他那顶帽子的深刻内涵,我只知道他十分喜爱他的那顶帽子,以至于被他戴得“洁白如玉,一筹莫展”。
1976年8月,大学毕业,我们各奔前程,他弄文学,我搞教学。他用16年的时间,创作出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荣获国家最高文学奖。掐指算来,路遥逝世整整17年,如果他还活着,该与共和国同岁,2009年12月3日是他的第60个生日。班长远去,斯人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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