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力量

 —— 延安新区札记

冯积岐

踏着春天温暖的脚步， 我来到了延安。 当我站在延安新区某一高处俯瞰眼前这个“大平原"的时候，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撞击和震动—— 太壮观了。昔日手牵着手的山头，心连着心的沟壑，似乎于一夜之间遁身隐去了。 一个鲜亮而美丽的延安新城将在这块平展展的土地上诞生，一个时代的新传奇已经打开了扉页。如果说，这是二十一世纪的神话， 这部神话的撰写者就是当年为缔造共和国而浴血奋战过的延安子孙。

未去延安之前，我就听人说，延安在进行着削山建城的工程。也许，因为这是旷世未有、闻所未闻的事情，当时未免有些疑惑：这能行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面对眼前这个被削出来、填起来、造出来的、用“广柔"可以形容的平原，面对散发着香喷喷的黄土味儿的沉静如金的平原，面对将要在这块土地上挺拔峻立的延安新城的雏形， 我的疑虑化解了。 我由衷地尊敬、钦佩削山、填沟、造地、建城的决策者、设计者和建设者。

经过几天的考察、访问，我才知道，与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一样，要建造一座新的延安城非有惊人的胆识和顽强的魄力不可， 非有超常的勇气和饱满的激情不可，非历经曲折艰难不可。

尽管， 目下的延安挂在半山坡上，塞在沟沟岔岔中，挤在两河两岸边;尽管，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拥挤了50万人;尽管，一部分市民暂时忍受着没上水、没下水、没天然气、没暖气的困难;尽管，当年的宝塔山、延河桥已被高楼大厦所淹没，“革命圣地"已被乱七八糟的建筑物挤兑得字迹模糊了。可是，你要改变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现状，你要进行一场城市“革命"，打造一座新城市，并非易事。阻力来自人的观念的囹圄，来自人对狭獈的功利的渴求，来自削减人们信心的非议， 来自大大小小的绊脚石。

世界发展史， 包括中国的发展史无数次证明，文明的过程是砍人的尾巴的过程，是很痛苦的过程;人的旧的意识的改变不只是艰难的，而且是要付出沉痛的代价的。

扯远一点说， 十六世纪初，当波兰科学家哥白尼在旅居之地意大利提出“太阳中心学说" 之后，欧洲为之轰动，罗马教皇震惊而恐慌，因为哥白尼的学说是与天主教提倡的地球中心说相悖的。因此，哥白尼遭到了教会残酷地迫害。 有一个叫做布鲁诺的科学家因为追随哥白尼就被烧死在了罗马广场。哥白尼的《试论天体运行的假设》一书， 直到1543年临终时才出版了。出版之后，又流失了多年。1957年，修订后的《天体运行》出版时，哥白尼已经去世410年了。时间的力量强大无比， 时间证明哥白尼的学说就是真理。为此，哥白尼和他的追随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同样， 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1930年，德国就出版了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书名叫做《一百位教授出面证明爱因斯坦错了》。对自己的理论，爱因斯坦十分坚定，他说，要证明我真的错了，哪怕一个人出面就足够了。干吗要这么多人?爱因斯坦明白，当真理未被认识之前，人们是用世俗眼光对抗它的，世俗的力量不可小视。他在巴黎演讲时， 用调侃的口气说：“如果我的相对论证实是对的，德国会宣布我是德国人，而法国会称我是世界公民。但是，我的理论被证明是错的，那么，法国会强调我是德国人，德国人会说，我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深知“国家心理"、“民众心理"，深知真理出世的阻力来自哪里。时间同样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时间也同样让爱因斯坦和其追随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说近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与人的传统观念相博弈的三十年。八十年代，深圳特区的建立是中共中央高层决策者们力排众议的结果。当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改革者们还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 让特区在深圳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大树。

农村的第二次“土地革命"——分田到户，我是亲自参与的。阻力恰恰来自给农民带来了利益的农民自身，一部分农民坚决不让分田到户。他们高喊：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工作组下午将地分出去栽上木牌子， 晚上就有人将木牌子拔掉了。我们村的农民，为分大型农具和牲畜就打起来了。可以说，当时是强行推行分田到户的。 分田到户后的第一年，我们生产队的五户农民打的粮食， 比分田到户前全生产队打的粮食还多。农民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 再也没有人反对到户了。

实践无数次证明， 老百姓判断事物的错对，其标准只有两个字：利益。 如果他们能获利就说明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或者不能获利，就是错的。这个标准无可非议，可是，老百姓看到的只是眼前利益，他们很难看到长远的利益，他们不可能具备下棋看五步的眼力。

我之所以尊敬、 钦佩“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决策者们，原因就在这里。 他们不仅仅具备下棋看五步的眼力，更具有共产党人勇于担当、敢于担当的气魄，具有坦然面对压力和力排非议的胸襟，具有建设一个新延安的诗人般的饱满激情。他们肯定会像爱因斯坦一样想到，假如，“被证明是错的"，他们面临的将是什么? 因此，这种责任重如千斤。在体制框架内，决策者们不只是要对延安的老百姓负责， 也要对历史负责。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他们把个人的前程、利益，甚至生命都置之脑后了。他们并非是在刀尖上舞蹈，却如履薄冰。 他们虽然有担忧、有困惑、有痛感，但是，他们胸有成竹、信念坚定，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两个法宝：一是科学，二是责任。只要按照科学办事， 就不会产生盲目性，造成灾难;只要有一颗强烈的责任心，敢于担当，“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战略就能实施。

对于延安的老百姓来说， 关注的无非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削山建城是否会破坏生态环境? 削山建城的安全用什么保障?资金从哪里来，有没有财政风险，运行中是否会有腐败滋生? 其实， 这三个问题， 也在决策者们的思维范畴之内。

从中国的县治、 州治、省治史来看，共和国版图上的大多数城市都是历经了数次变迁， 包括延安城。 现在的延安城， 也是几次从山下到山上，从山上到山下的变更才确立的。 翻看我们县的县志，我才知道，我的故乡岐山县城，从隋代以来， 从东向西搬， 搬了三次以后， 才确定在如今的凤鸣镇。 我去汉阴县采访，得知， 汉阴县城曾经建在汉江以南， 真正称得上“阴"，可是， 一场大水， 使老县城荡然无存。 一度时期， 汉阴有县而无城，县老爷在农民家里“办公"。先贤们选县治， 一个大的原则是依山傍水—— 这就是风水的总趋势。 从史学角度来看， 建一个延安新城并非石破天惊之事， 历史上， 建新县治新州治的事例太多了。这也是有作为地方官员的善举。

建延安新城是为了给延安人民谋幸福，是造福后世的千年大计。决策者们明白，只要给老百姓讲清楚，说明白，他们的担忧、顾虑，甚至非议会解除的。时间将会向老百姓证明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即使一些人暂时不理解， 当他们真正地得到利益、得到实惠以后，自然就会理解。

由于决策者们坚持科学论证规划，坚持科学、严格、合理施工，新城的建设在绘制好蓝图以后，“打破常规推进"，其速度之快，超出了延安人的想象。老百姓所关注的几方面的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2013年7月间，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袭击了延安， 延安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800多毫米， 比西安市一年的降雨量还多。这场暴雨虽然使延安人遭受了灾难，可是，延安新区在狂风骤雨中岿然不动， 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大雨过后，不会再有人为岩土建城是否安全而担忧了。这就是时间的力量。我的文学前辈邵燕祥老师给我写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时刻牢记着邵老师这句至理名言。时间之心最公正。时间最具有说服力。时间将会继续向延安的老百姓证明，决策者的决策是正确的， 是符合延安老百姓利益的。我坚信，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时间的巨手将向延安的老百姓托起一个全新的、 幸福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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