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陕北倡导抗日 全面调整革命政策联合一切爱国力量

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延安军民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王今诚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赞同，参加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一切政治力量。统一战线政策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先后表示，愿与中共合作。

西北根据地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制定的方针策略，调整根据地内的阶级、经济、政治等政策，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教育干部、群众转变观念，一切工作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

1935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办事处）发出布告，完全取消一切工商业者的捐税，甚至对关税、营业税等也一概免收；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在苏区投资兴办各种工商业。次年7月3日，再次颁发《关于发展志丹市镇贸易的布告》，规定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生产品，随时可以拿到市面上售卖，如卖不出去，由粮食部设立的调剂局将收买售卖。这些规定的实施，保护了工农群众的利益。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是有利的。从而改变了过去把富农与地主豪绅同样对待、全部没收富农土地财产的政策。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改变了过去在没收地主的商业和土地以后，不给分配耕地和生活资料的做法。

1936年1月15日，西北办事处公布《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一选举法同1933年中央苏区颁布的选举法、1935年10月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公布的选举法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一，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阵营里划了出来，规定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对资本家参加选举作了界定，规定雇佣工人在十人以下、资本在五千元以下的工商业主也有选举权；第三，不再强调选民个人出身，规定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个人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这样一来，就在根据地内扩大了民主，壮大了人民阵线的力量。

2月8日，西北办事处发布《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规定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农村工人必须参加贫农团，组织工人小组，在内部起积极领导作用；加入贫农团以自愿为原则，不再实行按户摊派；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统组织；在土地问题解决后，贫农团的重心应转移到怎样去增加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畜牧业等方面去，为改善群众生活，充实革命战争物资供应而斗争。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改变了过去贫农团一度代替政权组织作用的做法。

3月28日，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颁布《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明确指出劳动互助社是广大农民群众一种自愿互助耕种收获的群众组织，纠正了过去强迫组织劳动互助社和在社内不执行互利原则的做法。

5月25日，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号召建立回民自治政府。10月20日，豫海回族自治县政府成立，回族雇农马和福当选为主席。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抗日。同时，还开展了对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统战工作。高桂滋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高度赞扬了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尤其是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停止了敌对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联盟，为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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