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化人 诠释巨匠陈忠实

走在白鹿原。 袁景智摄

 编者按：作为一名评论家，和作家是相伴相生的。

陈忠实先生去世后，《白鹿原》的第一位读者，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评说他的这位老朋友：“人格的重量影响作品的重量，有多伟大的人格，就有多伟大的作品。有多高的境界，就有多高的作品；他的厚重、博大，他的宽度广度都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中，他说文学依然神圣，他也用生命在践行着这句话。”在他看来，陈忠实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创作上做的总比说的多：“自学成才的陈忠实永远介绍自己是‘高中生’，虚荣之心、名利之心他都没有，只有一颗专注人性、专注写作的心。”

让我们随着李星的讲述，重新阅读陈忠实先生。 

 A《白鹿原》开始走红的1993年，陈忠实几次旧话重提：“李星让我从出版社七楼跳下去，心意我了解，但我是不以为然的，自己还不满意的作品，匆忙拿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可能又多了个印刷垃圾。”

1991年初的一个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联播中公布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听到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这天上午我和路遥等人去参加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座谈会，意外地遇到了从乡下赶来开会的陈忠实。他是晚到的，坐在隔我一个的空位上，中间是正在发言的路遥，估计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的他或许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便隔着路遥将早晨刚听到的消息告诉他，他果然还是第一次听说，第一反应是：“这是大好事。”我问他：“你的长篇写完了吗？”他回答：“还没有。”我说：“几年了，你躲在乡下都干了些啥，咋还没有完？”他说：“不急。”停了一会儿：路遥还在发言，我又招手让他俯过头来说：“今年再拿不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去。”这当然是一个玩笑话，我想忠实是不会在意的。

朋友们的着急同当时全国及陕西的文坛现状有关。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度过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空前繁荣的中国作家们几乎都明白，下一步的文学竞争将集中到长篇小说领域，1985和1987两年，陕西省作协连着召开了两次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与会的陕西作家也纷纷投身长篇创作，贾平凹、路遥等皆有力作出版，对于陕西另一个颇具实力的陈忠实，大家当然都很关注。早在1986、1987年，就有人说忠实在写长篇，一年过去了，两年、三年过去了却仍无动静。大概是1988年的一天，我在收发室见到刚从乡下返回买口粮的陈忠实与胡采在收发室里间说话，因为胡采是作协的现领导，又是老评论家，他一定掌握了忠实长篇写作情况的秘密，我就去问他，他说忠实说已经开始写了，“但忠实这个人，你当然知道总会留有余地，他说开始写了，那起码已写过一半，并比较顺利，甚至初稿都出来了。”同样说话办事稳重的胡采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希望1989、1990年又匆匆过去了，陈忠实的长篇仍然不见踪影。直到《白鹿原》开始走红的1993年，陈忠实才几次旧话重提：“李星让我从出版社七楼跳下去，心意我了解，但我是不以为然的，自己还不满意的作品，匆忙拿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可能又多了个印刷垃圾。”

我的“跳楼”心态和陈忠实的“不跳楼”心态加深了我对陈忠实的认识，他不光是一个能坐冷板凳的有沉静之气的作家，而且是一个能冷静地把握环境的作家。这是一种性格，也是一种气质和修养，更是一种大将风度。《白鹿原》出来后，多少人企盼着陈忠实能写续集，他却从一开始就明确宣告我再也不上那个“原”了；多少人企盼再读到陈忠实的小说新作，哪怕中篇、短篇，许多朋友也为他着急了，他却连一个短篇也吝于拿出，只有散文问世。别人逼急了，他也发火：“我又不是急着挣稿费养家，重复自己、也重复别人的作品又有多大意思。”

 B 同某些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信仰的作家不同，陈忠实多次说：“小说有多种写法，《白鹿原》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同样有许多好作品，也一定能再出好作品。”

《白鹿原》所能达到的高度不仅震动了文坛，也确定让陕西文学界的朋友吃了一大惊：大家都在努力，咋就让忠实把事弄成了？其实这不是偶然的。陈忠实从中学时代就酷爱文学，早在学校就组织过文学社，但直到高中毕业回乡后的1965、1966年，才在西安的报纸发过小散文。早在《白鹿原》出版前的近20年前，陈忠实就以《高家兄弟》《接班以后》《公社书记》等中篇，在当时的中国文坛造成“风搅雪”般的震动。这个时期他的创作不多，只有十来个短篇，大多是写普通农民的，最多也只到村一级干部。1979年短篇《信任》获全国奖，固然说明了他仍然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但并未在人们心中引起质的变化。陕西评论界的朋友私下议论起来，也常流露出惋惜：陈忠实还能飞多高，他还能跟上不断蜕变的新时期文学的步伐吗？这种怀疑直到《梆子老太》《康家小院》《蓝袍先生》等中篇的发表。

后来我们才知道，将近十年间陈忠实从思维方式到文学观念经历了怎样痛苦而漫长的自我否定的过程。

他曾把这叫做“破禁放足”，后来又用一个词叫“剥离”。改革开放使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局部改革到经济、政治、文化全面改革，这不只是今天出台一个政策，明天出台一个政策，而是一个痛苦的剥离过程。一个作家的成长也是一样的，不是跟风走就行了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剥离过程。

尽管最近有研究者将《白鹿原》纳入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话语体系，但多数论者，包括陈忠实自己都认为它还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同某些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信仰的作家不同，陈忠实近年来多次说过，小说有多种写法，《白鹿原》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同样有许多好作品，也一定能再出好作品。对于陕西近年来冒出来的许多与自己迥然有异的作家作品，作为新一届省作协主席，他都是热情扶持，每年他都主持召开种种新作研讨会，对他们的新追求予以充分肯定。在被陕西评论界视为“天书”的爱琴海长篇《喜马拉雅》研讨会上，他说：“有爱琴海是陕西文坛一大幸事。过去外界一提起陕西，就以为我们是黄土文化，是现实主义，有共性和统一性，往往缺乏个性、独创性。因此我提倡作家和作家要拉开距离，甚至不惜走极端。我们必须认识到，审美的第一特殊性首先是独创性，传统性和习惯性只会导致思维和智力的重复下降，从而使一个民族丧失思想和精神创造力。”

一位在大学教书的老先生有一次突然对我说：“陈忠实的文学胸怀是很大的。”我深以为然。我们之间关于文学的交流很多。难免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不同评价，他从未恶意地否定过任何作家的作品。对于某些在文学创作上不严肃、投机取巧的青年写作者，他也绝不溢美，尖锐指出他们的问题，因为态度诚恳，他们同他的关系也未因此而疏远。

C 当作协主席，让陈忠实耿耿于怀的绝不是吃了多少苦，受到了多少误解和委屈，而是他荒废了的四五年写小说的好时光：“这一届干满坚决不干了！”

说陈忠实担任的主席职位是官他可能要不高兴，但事实却确实如此，正厅级单位（虽然是群众团体）的一把手，还不是官？要在过去起码也相当于道台。陈忠实确实也用自己的影响和职务，为作家协会、为全省作家办了不少实事，有的还是大事。上世纪70年代末省作协恢复后，就一直在30年代一个小军阀的公馆办公，一院套的小平房。可能与当时整个建筑材料的落后有关，军阀公馆的砖墙也只是细土灰勾缝，在外面又抹了一层遮丑的洋灰，屋顶瓦下面也是泥土，80年代初虽小修了一次，但随着岁月流逝，加之人员增加，小院房屋不时有下陷、倾斜和倒塌的，有的临时用木头撑起来，有的打坏地板在墙下填土，有的竟不敢住人，原来很有诗意的小院竟是一片荒凉破败景象。有人戏说：“这里拍聊斋倒差不多。”1993年，陈忠实这届班子上台后，下决心改造办公条件，可钱呢，原本经济落后的陕西哪顾得上这种单位。当时房地产正火，许多地产商提出用作协地皮盖大楼，双方各一半，陈忠实也接谈了几家，但心里总不踏实：这是柯仲平、柳青等前辈解放初争取到的办公院，到自己这一代人手里就要瓜分了吗？自己这一代人办公住宿倒能解决得很好，但下一代怎么办呢？人家会不会骂我们卖祖先！他这一犹豫就将所有房地产商挡住了，为此还招来不少骂声。但盖办公楼仍是他不移的努力目标。1994年，他终于感动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双双同意作协办公楼立项。虽然领导支持，但实施起来仍然十分艰难，从1995年立项，到1998年底基本竣工，陈忠实不知召开了多少会，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光由他签字的《白鹿原》和《陈忠实文集》就送出了几千套册。

陈忠实是否也有过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在入仕（当官）和学术（创作）之间的矛盾，尚不十分清楚，但他无疑最后选择了文学。80年代初，在西安市工作时他已显示了继续晋升的可能，但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省作协，当了一名无职无权的专业作家。后来成为省作协党组成员、省作协副主席，但他却不愿参政，仍然一如既往地常年居住在乡下的祖屋。省作协有几个干部可能觉得陈忠实太舒服了，拿着副厅工资，却不参与日常工作，就在一次全机关总结会上向陈忠实发难：“拿工资不干活，要这主席干啥呀，不如去了球。”火力十分凶猛。陈忠实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在会后说，我知道给我的职务是要我更好地创作，工作那么多人争哩，都是权，哪用得上我。1991年省领导紧锣密鼓酝酿省文联、省作协换届，因为是新老交替的一届，连我这个局外人也感到了竞争的激烈，陈忠实仍然住在乡下写他的《白鹿原》，不闻不问。可能是省作协干部力量太强，省委提议让忠实去省文联任党组书记，开始他以为是瞎传，等消息证实了，他接连两次写信给主管省委领导，表示自己正一心写作，绝不要当领导。在一次会上这位领导见了他，说：“忠实，你的信我看了，你还是去吧，省作协安排了另外的同志。”忠实再三说，留省作协也仅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这位同志想不到忠实这么固执，这么多人要争的职务却不愿干，就不高兴地说：“这已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问：“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领导沉思了一下说：“那当然不会。”忠实接过来说：“那就这样，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

世上可能真有叫做宿命的东西，陈忠实终于没有逃得了当主席的命。这是有责任感的一代，不干则已，一旦干上就不愿挨全省作家的骂，就要干几件实事。每当看到他应接不暇的样子，我就深深地同情他，他也没有少在我面前发牢骚：“这一届干满坚决不干了！”

让陈忠实耿耿于怀的绝不是吃了多少苦，受到了多少误解和委屈，而是他荒废了的四五年写小说的好时光。这是他的一条命啊！

D 一个作家的心灵既表现在他经常关心什么，他为什么而激动，也表现在他对自己——一个作家劳动的看法。陈忠实说，“看看一个工人挣多少钱，一个农民挣多少钱，他们吃什么、住什么？社会固然应该尊重作家的劳动、尊敬作家，但是一个作家却无权要求高人一等！”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陈忠实能“成事”的原因，有生命偶然经历偶然造成的对文学艺术的矢志不渝的爱，有个人人生道路所造成的对中国农民的熟悉和理解，有个人性格气质的沉稳、大气，有阅历造成的对环境和自己的把握能力，甚至有家庭、家风传承的因素。我知道陈忠实的父亲就是一个能读《明史》、办事严谨稳重的乡村“先生”，但是最近进入我思维前沿的却是作家自己心灵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一定思想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思考过知识分子命运问题，思考过插队知识青年问题，思考过女性地位问题，但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却从来未曾进入过知识界话语中心。这同中国知识分子成分有关，多数是城市人，同农民比较隔膜，农民后代即使成为知识分子，也因分散于各个专业领域而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话语力量。这种情况如果有例外，就是在“农裔城籍”作家群体中。他们不仅是农民的后代，而且自己的青少年、甚至成年时代的一部分都是在农村度过的，进城定居以后仍然保持着同农村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感同身受着他们的境遇和文化。这些人后来多数发生了文化和心理的蜕变，成为知识界的精英，但究竟更易成为农民历史和命运的代言人，存在的烙印绝不因境遇的变化而消失。仅从陕西作家群而言，柳青、王汶石、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邹志安、京夫都是这样的作家，从现象的角度看，他们小说中对农民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苦难的揭示，绝非那些非农民后代的作家可比。

我很少听到陈忠实对知青小说和知青作家的看法，我只见过忠实的两次激动。一次是在我们同影视界几个名人的聚会上，当有人将农村的落后归之于农民族群的不争气时，他不顾礼仪，几乎拍案而起，反击道：“这能怪农民吗？农民的苦难一点不少于知识分子。”另一次是在一次有领导参加的严肃的大会上，他在发言中谈到邓小平的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时，激动了：“我是从农村的过去和现在走出来的，我知道邓小平给中国人民、中国农民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带来多大的变化。历史终归要否定那些该否定的耻辱，铭记下那些该铭记的荣光。”他说得那样动情，以致举座肃然。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他的《白鹿原》，想到了他将要写的什么。

一个作家的心灵既表现在他经常关心什么，他为什么而激动，也表现在他对自己——一个作家劳动的看法。当许多人都在抱怨中国作家待遇低的时候，他却说，看看一个工人挣多少钱，一个农民挣多少钱，他们吃什么、住什么？社会固然应该尊重作家的劳动、尊敬作家，但是一个作家却无权要求高人一等！针对某些作家出书难、卖书难的抱怨，他更希望作家反责于自己，为什么你的书没有人买？

在一期《读书》杂志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介绍的一段高尔基的话：

在他（指高尔基）看来，文化的真正内涵就是使人“变得更具人性”。“在我们的周围有不少所谓的‘文化人’，这些人政治上非常内行，各种各样的知识相当丰富，但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知识并不妨碍他们充当反犹太主义者、反民主主义者，甚至充当基于压迫人民群众、压迫个性自由的国家制度的真诚捍卫者……而所有这一切又不妨碍他们认为自己是‘文化\’人。”高尔基惊呼“文化处于危难之中”，其危难不仅在于真正的文化的匮乏，而且更在于假文化人正在推销伪文化。

在十月革命前后，以坚持人道主义立场，尖锐批评当时许多错误的高尔基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在我看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中国的陈忠实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而不是一个假文化人。 本报记者  刘国英  曹瑞 文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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