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城市不是罪

本报记者 阎莉

记者自市治安支队了解到，截至目前，秦、渭两区有流动人口5万多人。“农二代”作为其中的主力军，即使按一半计算，也意味着在市区有近3万名青年农民工在务工。

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为咸阳市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繁荣，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这样一个由80后组成的群体，在物质、情感和精神需求上，早已驰出人们惯常认为的农民工需求范围，他们不再是蜗居城市一隅的候鸟，转而鲜明地主张在城市的地位，尽管这样的呼声还显得羞涩和含蓄，但意念却坚定而大胆。

但面对仍然无法撼动的二元户籍制度、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以及生活、文化、传统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农二代”脱离土地，守望城市梦想，还要经过多少现实的考验？

农民工是制度身份

市委党校社会管理学教研室主任唐爱玲教授一直关注着“农二代”现象。

她说，“农二代”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在我国总数达到1亿人左右。他们已成为城市的重要群体，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农二代”，我们的制造业、服务业会土崩瓦解，中国将无法完成城市化、工业化。

但“农二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农二代”在社会转型的当前，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群，城市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并没有真正接纳建设着城市文明的“农二代”。

“农二代”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迷茫徘徊，他们的边缘化命运也反映了我国社会阶层的板结化程度。“一是‘农二代\’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二是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农民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在城市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从表面上看，他们接受了城市生活，但城市没有接受他们的正式渠道，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由此产生了对城市的对立情绪。”唐爱玲说。

农二代面临六大问题

唐教授认为，“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他们一般具有“三高一低”的特点：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因而，“农二代”当前主要面临六大问题：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阻碍了他们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影响了他们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城乡两种户籍制度使得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使得他们无法实现职业梦想；精神、情感的强烈需求无法交流和满足，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使他们产生社会抵触心理。

消除户籍差别和权利不平等是关键

唐爱玲表示，“农二代”教育程度高于他们父母，他们有思想，渴望平等，同在一个蓝天下，为什么上学、就业、社保等存在歧视、不公平现象？他们在困惑，在反思。现在，城市里犯罪趋向于低龄化，“农二代”占较大比例，如果不正确加以引导，社会对他们缺少关心和帮助，“农二代”可能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农二代”的优势在于有文化、有思想，易于接受新事物，政府和社会应在技能培训、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保障方面重视和关心他们，使之成为城市发展急需的劳动力资源和城市文明生活的主力军。但最为关键的应是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平等问题。（C）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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