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基层治理少些“禁”字

   本报记者 康传义

不可否认，现在农村焚烧秸秆的现象的确越来越少了，在一些地方甚至实现了“零火点”。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秸秆焚烧的问题？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临渭区驻村干部高祥，还是三原县农机局韩永利股长，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如果管理上稍微松懈一下，农村的秸秆焚烧必然死灰复燃。现在所谓的“零火点”，实际上是“高压”政策，“禁止”之下的产物。

由秸秆焚烧，推而广之，在我们现在的基层治理之中，还有多少是依靠“禁止”或“权力”强制解决的呢？对此，相关专家指出，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基层治理正面临严峻考验。以往，不管是推进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还是应对群众诉求，不少官员都习惯靠行政干预、用权力摆平，甚至违法违规。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表现越明显。

谈到基层治理的这种现象，《半月谈》在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基层要做的工作很多，要完成的任务很杂，怎样才能尽快见到成效？不少基层干部往往选择以行政权力强推的办法，至于法律，能守的守，不能守的绕着走，甚至不惜违法行政。久而久之，有的地方患上了“权力依赖症”，不管是推进经济建设，还是化解社会矛盾，都是行政主导，权力开路。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面对基层诸多的复杂问题，很多基层干部表现得也很无奈。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上级倒逼”。上级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迫使基层政府限期完成某项任务，如果到期完不成任务，基层干部在考核、提拔任用上会受到影响。这样的考核制度下，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因此，如何找到有效的途径，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应该成为我们不断深化改革的题中之意。对此，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认为，此前的相关改革一直是政府系统内部做文章，没有找到有效管束权力的手段。“权力清单”则找到了“点子”上，是一个可操作、阳光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路径。限权只是开始，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服务”作为政府根本宗旨的理念更应尽快树立。只有如此，我们基层的治理，才会少些“禁”字，多些“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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