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从审判岗位上调整到档案室工作,从此我的工作环境要“安静”多了,这一干就是十几年。档案室只有我一人,不用像从前那样天天听当事人说了,而和一册册档案进行亲密握手、拥抱,档案似乎很听话,安静地配合我一次次翻阅,“听”着岁月流逝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查档机会让我了解到一段尘封的历史。
“同志,你好,我来查个档案。”
2013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自称姓钟,今年已73岁了,他的父亲钟呈桂是新四军战士,1945年8月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只有几天的时间。为申请父亲被追认为烈士,他四处奔波,由于缺少过硬的材料而未成功。近期了解到杀害其父亲的凶手赵光耀、周永胜可能在解放初期被宣城县(现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判过刑。
“希望从法院审判他的档案中找到父亲被杀害的线索,为申请父亲被追认为烈士提供第一手资料,满足我们做子女的最后心愿。”
望着钟大爷充满期盼目光的眼睛,“烈士的英灵应当得到安慰,我有这个责任”,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立即动手翻阅档案索引,查找档案。钟大爷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生怕漏掉线索。
也许因为年代久远,又没有录入电子档案,近半个小时的手工翻阅中仍然没有找到钟大爷需要的卷宗,老人显露出失望的表情,坐在凳子上喃喃自语:“七十年了,知道这个事情的老人越来越少了,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再往前找找,多一分钟查找多一份希望。我从左侧到右侧,从上柜到下柜,不放过档案柜中每个陈年卷宗。终于,我把1955年的赵光耀特务案和1952年的周永胜反革命案的诉讼档案摆放在钟大爷面前,钟大爷恭恭敬敬地仔细翻阅着泛黄的纸张,看着看着,钟大爷的眼里流出了泪水。“这正是我从20多岁就开始找的东西,50多年了,今天我终于找到了。”我和钟大爷一起翻阅着这用毛笔书写的卷宗材料,对一些我不认识的繁体字,钟大爷还仔细讲解给我听,言语中充满着自豪。
钟大爷拿着我复印好的相关资料,不停地说着谢谢,“有了这些材料,我父亲一定会被追认为烈士,烈士证书颁发时我一定会告诉你。”钟大爷满意地走了,步伐矫健有力。
没过多久,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到我院查阅档案进行核实,并补充完善了部分材料。
一年很快过去了,钟呈桂的抗日英勇事迹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是否能被追认烈士,也时常挂在我心里。近日,宣州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来电,说是受钟大爷委托要求转告,省民政厅已经作出批复,钟呈桂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尘封60年的档案开启,烈士的事迹终于得到了确认,烈士的英灵终于得到了安慰,亏欠烈士的荣誉弥补了,也让今天的人们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例知道,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应该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一个“迟到”的革命烈士称号让我重新认识到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其实档案也会“说话”,只要你用心和它沟通,档案会给我们讲很多故事,档案并不只是个“听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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