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下一个“兰花花”

   本报记者 白亮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采，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人。”当“兰花花”这位艺术化的陕北女子随这首以她命名的陕北民歌远走高飞时，也一次次地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其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家龙云历时八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兰花花》，就生动地再现了兰花花等众多陕北“闹红”时期的人物，堪称近年来陕北题材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一位评论家亲自“下厨”  

多年来，龙云一直是以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关注全国、世界文学潮流的同时，他以扶持陕北作者为己任，经常为他们的作品作序、写评论，对陕北文学事业的发展可谓功莫大也。

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评论家怎么就写起了长篇小说？圈内圈外人都感到惊讶。要知道，在文学界，作家和评论家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如果说作家是厨师，那评论家就是美食家，专事品评一道道“菜”的色香味。虽如鲁迅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但现实中，很多作者往往只爱听好话，如果说他们的作品不好，就不服气：“你只会评头品足，吹毛求疵，有本事你来试试！”面对“厨师”的这种挑战，“美食家”鲜有敢应战的，但陕北汉子龙云却捋起袖子亲自“下厨”了。

龙云的“应战”，不是逞一时之能，而是凭借他良好的创作功底和广阔的文学视野。他早年就曾发表过好几篇短篇小说，加之长年的阅读和点评，使他对国内外文学潮流有着准确地把握，对路遥之后20多年间陕北小说创作后继乏力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思考。记得大约八九年前，在记者参加的一次榆林市作家协会理事会上，作为榆林市作协主席的龙云曾说：“一个作家一定要有精品意识，哪怕每天只写五百字，只要反复打磨，持之以恒，就有可能拿出像样的作品。我自己也准备这样写一部长篇小说。”

于是，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虽然公务繁忙、丛脞缠身，龙云几乎每天都在熬夜查阅史料、潜心创作，初稿写成后，又反复修改，终于写出了这篇融陕北革命史、民国生存史为一体的气势宏大、情节曲折、人物鲜活的长篇小说，在《中国作家》2014年第12期发表后，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

   一段“闹红”史艺术再现

中国的小说有讲史的传统，小说往往被视作正史的补充。一部小说如果不和历史对话，就很难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正是因为全景式地展现了上世纪中国十年变革史，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正是因为写了渭河平原五十年的变迁史，才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

同样具有史诗野心的龙云选择的是陕北“闹红”史。这段历史，不可谓不宏大，因为它给中央红军开辟了落脚地，进而改写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路径。龙云将小说的人物命运放置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以兰花花挣脱封建婚姻、投身革命为主线，讲述了一群陕北青年男女如何走上“闹红”路的故事。而在游击队长刘泽北的身上，则能明显看到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的影子。

小说中，自然也写到了榆林统治者井岳秀围剿、土匪杨猴小抢掠、三边教案等许多历史故事，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历史纵深感，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革命史的反思意识。更难能可贵的是，龙云的这部小说里，有一个诗性的意象，就是“红笤帚”。笤帚是清扫灰尘的，但历史的灰尘，又岂能轻易扫去？往往要动用枪杆子。小说巧妙地将红笤帚和手枪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隐喻，一个象征。作品的名字原本也是“红笤帚”，但在发表时被编辑改成了“兰花花”。最近，作家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向全国发行这部长篇，又将书名改为了《女人红》。为此，龙云很纠结了一阵子，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出版社的改动。

小说的最后，当已身为中央首长的男主人公刘泽北回到当年的游击队根据地，看到当年的部下、不被当地政府认可的“红军女战士”兰花花亲手做的杂面条，看到一块当年兰花花用笤帚当做手枪时用过的红布，“左端详，右端详，一颗豆大的泪珠从面颊上滚落下来。”可谓画龙点睛，让读者对那段远去的历史掩卷深思。

   一群陕北人跃然纸上

只有将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联接起来，小说才能有血有肉。而人物命运不仅仅是简单地讲故事，更需要用民俗文化、语言、细节等来呈现。

在近些年的一些乡土小说中，要么没有地域文化特色，成为无根的蒿蓬；要么是流水账式的叙事，生活气息浓但艺术性差。龙云的《兰花花》则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细节构建起一幅陕北地域文化图景和民国年间陕北立体的社会结构形态，进而刻画出一群栩栩如生的陕北人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仅陕西作家近年来就出版了至少三四部以“兰花花”命名的长篇小说或剧本。虽然是因编辑的改题而凑了这个热闹，但龙云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兰花花却是独特的、鲜活的。其原型是作家的一位同学的母亲，为了认定自己当年的红军身份，她曾多次上访。小说中，除成功塑造了这个由给哥哥换妻的农村女青年成长为游击队骨干的“兰花花”，还塑造了智勇双全的刘泽北、大义凛然的陈二牛、正义纯真的小冬子、敢爱敢恨的折玛丽和亮眼眼等鲜活的人物形象。从他们的身上，读者不难发现陕北人豪爽义气、爱憎分明的群体性格。

在这篇小说中，陕北的方言俯拾皆是，陕北的民俗随处可见，无不呈现陕北独特的乡村语境和地域文化。而且，小说的细节描写也十分成功，如用石磨拷问苟合男女的灵魂、用面团消除狐臭的气味、用“瓜子娃娃”镇鬼等许许多多的细节，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陕北人的生存状态。龙云也是一个文化学者，他第一次提出“陕北文化”的概念，并身体力行，创立了陕北文化学。对这一段陕北闹红史，他更是下了特别的功夫。他很欣赏陈寅恪先生“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做法，这也是他的一种尝试和实践，用文学的形式佐证这段历史。

虽然，小说由于人物众多而用力有所分散，但不失为一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长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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