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逝去的文友

来源:淄博晚报 2015-01-07 17:00 https://www.yybnet.net/

■于洪亮

我与全国范围内久负盛名、大红大紫的作家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在淄博当地却有许多关系不错的文友。尤其是本区逝去的几位,虽说他们早已没有了叱咤文坛、展示才华的机会,但那独特的个性和音容笑貌却记忆犹新、如在眼前。

梧台老乡王献章

我跟献章同乡同龄同爱好,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便认识了。起初我们都热衷于为临淄区广播站和省市新闻单位写稿,后来他率先写小说做起了作家梦。献章高小毕业,谈不上有多深的文字功底,但他的聪明和执着弥补了这方面的些许不足,在广大文学爱好者中他居然算得上成功。1985年献章创作的中篇小说《跨过龙山桥》便在文学期刊《当代小说》上发表。这在临淄乃至淄博曾轰动一时。小说和着时代的脉博,通过主人公青年农民辛天兴进城创业的前前后后,表明了当代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完成了最原始的跨越。后来又陆续出版了《黄土地》、《荒野地》、《黄花地》、《云遮月》、《大路通天》等多部小说和文集。

原先我曾认为,就献章的热情豁达、善于结交这一性格,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搞点经营最为合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84年他一手操办的“狗不理”包子铺红红火火、顾客盈门,简直成了辛店城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进城办事数次光顾,每每见他喝得脸红红的,那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心里总要泛起些羡慕。后来,不知为什么,“狗不理”关了门。再后来,他又另起炉灶办起了“嫏环公司”,经营化工、油料之类的东西,结果又关了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献章文学创作近乎痴迷,一心当作二用,买卖不赔钱才怪哩!

买卖的盈亏并没有给他过多的打击,献章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并且隔三差五地写点东西,陆陆续续在报纸或刊物上发表。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参与着《临淄文化报》的编辑出版工作。约稿件、拉赞助,忙里忙外,没有分文报酬。早在上世末,他就跟我说到临淄区应该成立文联,成立作协。《临淄文化报》应该成为培养文学创作新人的基地,不过在当时也只是说说而已。

2000年初秋,献章因病住院,确诊为食道癌,并且做了手术。出院不久便到文化局找我,三句话没说完,又扯到了文学创作上……

献章最后一次找我是在2003年4月上旬的一个下午。那天有点热,但他仍戴了那顶“三大扇”棉帽,气色远不如以前。见面后抖着手从破旧的皮包里拿出了中篇《出伕》和长篇《那个年月那段歌》两部书稿,同时酸楚地述说了老父亲患脑血栓瘫痪床上、儿子小强婚前夭折两大不幸。可事隔仅两个月,这位多灾多难的农民作家又撒手人寰……

献章最钦佩的是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他给我《路遥文集》劝我细读,至今这部泛黄的著作还放在书橱的显眼处。献章有生活积累,有执着追求,也有那份才气。对文学创作的痴迷到了置生命于不顾的程度,他应该像路遥那样能够写出在较大范围内引起轰动的文学精品,只是命运多舛,先我们而去,成为无可挽回的损失。

蒙古汉子刘玉德

称刘玉德为蒙古汉子,并不是因为他身材多么魁梧、性格多么粗犷,主要因为他是山东惟一的蒙古族聚居村——齐陵刘家营人,并在这个少数民族村干了18年党支部书记。

刘玉德22岁开始任职村支书,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当时其作品在淄博市颇有影响。1993年刘玉德被区委宣传部招聘为新闻科副科长,我作为分管新闻的副部长,与刘玉德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共同生活。在此期间,刘玉德撰写的通讯、特写,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各级报刊,为宣传临淄,尤其是宣传齐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1995年由区政府特批,在区电影公司正式办理招工手续,担任副经理。1996年聘干,借调区文化旅游局从事文秘工作,后任办公室主作。1995年我离开区委宣传部到区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主任科员,1997年年底调往区文化旅游局任职,就这样合而又分,分而又合,我跟玉德又共事了。从这些过程来看,正是人们所说的“缘分”。

刘玉德的长篇处女作《古都枪声》是一部全面地、真实地再现临淄地区抗战史的长篇小说,其特点是结构严谨,脉络发展清晰,语言凝炼朴实,情节跌宕曲折。值得一提的是,当小说写至16万字时,玉德因劳累过度,病情复发,不得不放弃创作,住院治疗。出院后,他一边打针吃药,一边夜以继日地进行写作,前后历时八个月,终于将这部24万字的书稿完成。这部长篇处女作可以说是他心血的结晶。倘若临淄为抗战而牺牲的烈士英灵有知,也定会被他这种创作精神所感动。

从玉德生前的脸色看,黄里泛青,明显带有病色。除了局里统一查体,我曾不止一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他不以为然,说得多了,玉德还是那句话“能干就干,倒下就算,本人感觉还可以!”就这样,除了忙局里日常文秘工作,靠个人的拼搏和积累,他又于2000年12月,出版了18万字的文集《古都星河吟》。这种身体状况、这种工作量,3年之内两部著作,真可谓超常发挥!

2001年秋,玉德再次住进医院。我在医院见到主治大夫和值班医生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玉德的病非常严重,说不行就不行,家里和单位都应该有个准备。听罢,我脑袋即刻发晕,但仍存有一丝幻想。然而,现实是不可替代的。2001年10月22日,玉德终于走完了自己47岁的人生历程,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刘玉德离世后的第三个年头,我曾约区文化旅游局的几个同事去他所在的村后墓地看望过一次。斜阳枯草,满目凄凉；坟头累累,拥挤不堪。见状,历历往事浮现脑际,真正感悟到了“好好活着,珍惜当下”的重要。令人欣喜的是,玉德的独生儿子刘文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早已完婚并生有双胞胎女儿,名唤子涵、静怡,如今已经四岁半。一对女孩活泼可爱,健康成长,终日同奶奶相伴。玉德若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学识渊博数刘斌

刘斌,祖籍日照市莒县东莞乡。生于莒国故地,对齐文化却情有独钟。早在而立之年便查阅、积累有关齐国历史的各类资料,并记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1993年3月,他辞去莒县县志的编纂工作,申请到齐国故都临淄从事专门的齐文化研究。

刘斌作为引进人才,工作关系落在了临淄区文化馆。我跟刘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夏天,主要是为编写《姜太公志》的事。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为人愚讷、不善言谈,稀疏的灰白色头发,呈现出一副老相。不经介绍,很难将他与新近出版的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临淄与齐国》联系起来。

1997年年底,我到区文化旅游局任职后,跟长我十多岁的刘斌成了地地道道的同事。1998年9月5旬,为了写省志办安排的《姜太公志》,我们一行四人去了陕西磻溪姜太公垂钓处。沿途所到之处,刘斌总能引经据典,解说的一清二楚。当问到与之有关的历史知识,刘斌有问必答,无所不通。我们几个无不为他的博闻强记和丰厚学识所折服。随便谈到某些生活细节,刘斌总是直言不讳。比如说早起舞剑,刘斌认为这跟拿把大扫帚扫街没有多大区别,甚至比不上打扫卫生更实际一些。

刘斌身上有着文人学者共同的严谨和执着。这些年来,刘斌没有接待应酬,极少参加任何形式的吃吃喝喝。上班在办公室伏案工作,下班在家关起门挑灯夜战,全无浮躁情绪,摒弃私心杂念,置个人身体于不顾……

2004年4月,刘斌病倒住进医院,诊断为肝硬化,最后确诊为肝癌并做了手术。我和局里的同志不止一次去医院探望,病榻上的刘斌仍念念不忘齐文化研究。3个月后刘斌出院了,休息一段时间,又奇迹般上了班。我一再要他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倒,他总是一笑了之。此后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到我办公室走一趟,问有没有任务布置,有次还给了我文白对照的孙子兵法,劝我认真研读,并说,“读了有好处。”

出乎意料的是,2004年3月,刘斌旧病复发,重新住进了医院。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吃不喝,全凭打吊瓶维持生命。同年4月6日下午5点左右我正出发在外,刘斌的妻子打来电话,“老刘的书稿已送到局办公室,他托你保管处理……”随后,医院告知了我刘斌去世的消息。

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他留下的,除了已经出版的《临淄与齐国》、《齐文化知识一百题》、《姜太公本传》等著作,还有沉甸甸等待出版的30多万字的《姜太公志》书稿。

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8月,《姜太公志》终于出版面世。刘斌多年的心血也算没有白流。

高中同学周道贞

周道贞,笔名周思,是我高中时期的同学,也是我在温家联中教学时的同事。

周道贞高高瘦瘦,眼睛有点近视,上学时便戴上了眼镜。他有多种业余爱好,其中下象棋差不多贯穿了整个一生。

1984年,我们在梧台温家联中一起任教,同为初中语文教师,并且对桌办公,教学上的事经常共同探讨。在早之前,他已经在《淄博日报》、《大众日报》发表诗歌、小小说之类的东西,用的是周思这个笔名。

记得周道贞写诗很费心思,应该属于唐代贾岛之类的“苦吟派”。当时,我们在学校的住宿条件极差,四个人住了两间低矮的破北屋,东山墙与屋后墙的连结处裂了一道很宽的缝隙。晴天的夜晚透出去,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冬天寒冷的北风能够吹进飘落的雪花。尽管环境如此恶劣,课余时间我们都乐意回宿舍躺一会儿。周道贞往往抢先躺在床上,眼睛瞅着黑乎乎的房顶,苦苦思索诗的某一句或是某个词。一旦觉得差不多了,便说出来跟大家共享。等我们几个认可之后,他才开始练自己的“铁砂掌”……

1986年8月,我从温家联中调到区委宣传部工作,几个月后周道贞则进了区人大机关。周道贞视力不好,和领导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往往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周道贞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大概是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时他被分去了区工商分局,工商局则把他安排进了工商所。职责之一是到大集收取工商管理费。正是在这一时期,周道贞写诗达到了人生的高峰。如《切土豆的女孩》:

一个个土豆

切成了一张张

薄薄的人民币

一角一元十元百元

一个个土豆

是切不完的日子

切片切丝

切丝变钱

一个个土豆

切成了一缕缕

女孩的思念

小弟上学母亲病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