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庆的龙王庙与祈雨旧事 吴悦

大龙山龙湫祠天井龙王神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是具有行云布雨能力的神物，也是封建时代祈雨仪式中的主角。唐宋以后，封龙神为王，龙王崇拜更是大行天下。明清时期，朝廷时常在各地敕封龙神，致使龙王崇拜和龙王庙的建造都达到了极盛时期。

明清时期的安庆城内外，曾建有多处龙王庙。

一是大龙山龙湫祠。安庆北郊的大龙山西麓，有一处由山泉汇聚而成的碧潭，名为龙湫，旧时亦称龙井或雷泽，因潭中水质清洌，夏日不溢，冬日不竭，泉水流到山下，灌溉数千顷农田，历来被安庆乡民视为圣地。明洪武七年（1374），朝廷敕封龙山龙湫为“天井顺济龙王”，将其纳入官方祀典，并建龙湫祠（又称大龙山龙王庙）一座。明清两代，这里都是安庆地方政府的官祠，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和八月十五日，地方官员都要来此祭祀，遇到大旱之年，更要到祠中拈香祷告。

龙湫周围峰峦叠翠，怪石嶙峋，再加上除了龙湫祠外，附近还有真乙观、龙泉庵等香火繁盛的寺观，使得龙湫池同时也成为明清两代安庆近郊最主要的游览圣地。明清两代地方官员对龙湫祠的修葺不遗余力，清代官员尤其热衷于在龙湫附近修亭刻铭，增添了众多人文景观。康熙十年（1671），知府姚琅在修缮龙湫祠的同时，在真乙观后建雨苍亭。九年后，知府刘橒又于清溪之上建清溪亭。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只身一人上山祈雨，下山即遇甘霖，大喜之下，不仅重修了龙湫祠，又在雨苍亭遗址上建孚泽亭。此外，山中还留下“忘归”、“君恩山重”、“仓门石”等多处摩崖石刻。

二是集贤门内的龙神祠。为了方便祭拜，清顺治十二年（1655），安庆知府李士桢又于康济门（即小南门）外建龙王庙一处，乾隆三十二年（1767），安徽巡抚高晋将之移建于集贤门内，更名为龙神祠。龙神祠的位置在原安庆城北门的拐角头，北正街和小珠子巷之间有一条名为“龙神祠巷”的巷道，就是因龙神祠而得名。

三是集贤门外的龙王庙。除了上述两处官方所建龙王庙外，安庆集贤门外约五里处亦曾有一座龙王庙，始建于明代，后毁。集贤关外人烟稠密，乡民多以务农为生，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约于清中期集资复建此龙王庙。乡民每年正月初七日都会在庙中大设道场，并在神龛下放一碗米饭，用空碗盖住，到当年腊月二十四日开启，根据米饭的干湿和颜色来占卜来年的旱涝丰歉情况。

太平天国占领安庆期间，大龙山上的龙湫祠和集贤门外的龙王庙均被毁无遗。同治二年（1863），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布政使江忠濬和安庆知府陈濬捐银重建了龙湫祠，集贤门外的龙王庙也于同治初年由乡人重建。

在封建社会，求神祈雨是与农业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重要社会活动，官府和乡民都十分重视，除了对各处龙王庙的修葺不遗余力外，遇到旱情，各自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求神祈雨。

地方政府是祈雨活动的主角。祈雨关系到政绩考核，因此地方官员均不敢懈怠，为了保证祈雨成功，官方的祈雨仪式往往是按照步骤地有序进行。

旱情初起时，首先由怀宁县县令下令禁止屠宰，关闭南门（因南方属火），然后在龙神祠、城隍庙两处设祭坛，每天朝夕两次焚香祷告。之所以也要在城隍庙（分为府城隍庙和县城隍庙）同时设坛，是因为城隍作为掌管一城的神灵，兼有祈雨的职能。如果仍不下雨，安庆知府和安徽巡抚再相继去拈香祷告。

如果旱情仍然延续，地方官员就会到安庆城外的祈雨圣地——大龙山龙湫祠祷告，并从龙湫池中取水，带回城内龙神祠内供奉。

如果本地的龙王不“显灵”，地方官们有时也会请别处山中的龙王来助阵。例如潜山县的天柱山真源宫，自宋元时期起，就是安庆地方官员常去祭祀的祈雨圣地，从清代至民国初年，安庆地方官员改为常到天柱山龙王庙祈雨，并从旁边的龙潭中取水，供奉于安庆城中的龙神祠中。邓华熙任安徽巡抚期间，也曾派官员到江西归龙山取来龙潭水供奉。

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安庆城整整三个月未下透雨，地方政府试遍了所有的祈雨方法，仍然未见甘霖。安徽巡抚沈秉成于是派人乘坐招商局轮船，远赴直隶邯郸县圣井岗龙神祠祷告，并恭迎闻名全国的祈雨圣物“铁牌”带回安庆，供于城内龙神祠中，朝夕祭拜。

这样一套程序走下来，一般情况下也就能熬到下雨了。一旦下雨，就会被认为是地方官员为民请命的至诚之心感动上天的结果，成为彰显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事件。

由于祈雨关系政绩，地方官员为了成功祈雨常常无所不用其极，有时会重金聘请懂得“求雨秘诀”的民间“高人”帮忙祈雨，有时甚至会借助于巫术。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至六月间，安庆城一个月未雨，怀宁县知县吴云涛赴大龙山龙湫祠祈雨，在龙湫池旁捕获青蛙一只，于是将其带回城内，埋在大南门城楼上，并关闭南门，希望借助巫术的力量来求取甘霖。

民间的祈雨仪式虽然不像官方那样有一定的步骤和程式，但祈雨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旱情开始后，安庆城内家家户户都会悬挂纸幡，上面写有“祈雨”字样。农民们或者成群结队地头插柳条，到龙王庙、城隍庙等处祷告，或者抬着龙神偶像上街游行。一些好事者则会集资建醮，延请道士设坛求雨。由于民间的建醮活动常常会聚众过多，因此官府对这类民间祈雨活动往往保持谨慎的态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安庆城数月未下透雨，从药王庙前到吕八街一段的铺户和部分居民于是集资延请东岳庙道士，在药王庙内设坛祈雨。道士们沿街搭满五彩棚帐，引得红男绿女结伴来观，一时间人潮拥挤，混乱不堪。地方官员害怕滋生事端，于是派人到现场驱散了围观的群众。

清末民初，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和反迷信运动的萌芽，求神祈雨活动日益受到抵制。柏文蔚督皖时期，力图革除封建陋习，下令废除属于封建迷信范畴的非正当宗教，捣毁了城内城隍庙、东岳庙、龙神祠等处的神像，并没收庙产改为市场和学堂等。

但留传千年的封建旧俗没能就此改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安庆延续了求神祈雨的旧俗。由于龙神祠和城隍庙等处的神像均被毁，庙产被没收后改造出租，倪嗣冲督皖时期，多次在都督府（后相继改称巡按公署、省长公署）内设坛祈雨，并从大龙山龙湫池内取来龙井水供奉于署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一系列律令，掀起了“破除迷信运动”。此后，求神祈雨活动日渐式微，尤其是官方祈雨活动，基本已经绝迹。直至1934年，中国南方数省发生了百年罕见的重大旱情，其中江浙皖三省受灾尤为严重，各地的祈雨活动均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旱情初起之时，安徽省会公安局为了破除迷信，防止人们聚众祈雨，颁布了禁止祈雨的布告。随着旱情的发展，安庆城内一些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暴涨，其它粮食作物价格也一路上扬。乡民们于是试探性地让一些儿童抬着纸扎的龙神偶像上街祈雨，结果遭到警察阻止，并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由于旱情的日益严重，当年7月初，城内一些慈善团体和佛教会纷纷开始建醮诵经，各乡镇农民也成群结队地头顶枯禾，抬着大龙山龙神神像进城请愿，请求地方政府举行祈雨活动。地方政府没有其它办法解决重大旱情造成的社会危机，迫于舆情压力，省会公安局和怀宁县政府被迫联衔发布公告，自7月14日起禁屠祈雨。7月16日，省会公安局局长张本舜和怀宁县长孙霈方率领城内绅商多人，赶赴大龙山龙神祠拈香祈雨。《申报》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评论说:“此为民十六年以后罕见之现象。”

老安庆的三座龙王庙如今都已不见昔日踪迹（现大龙山龙山寺及龙池寺均为后建的佛教寺院）。上世纪初在安庆居住了八年之久的美国学者J·K·施赖奥克所著的《老安庆的庙祠及其仪礼》（1931年版）一书中收录了一张照片（见图），注释为“文学诸神”（作者可能将神像误认为文昌神）。但照片中的三尊神像中，居中的一尊显然是龙王神像，其左侧为山神，右侧为土地神，身后的背板上绘有云龙行雨的画面。民国以后，集贤门外的龙王庙破败废弃，城内的龙神祠神像被毁，后又被“安徽巡警教练所”占用，只有大龙山上的龙湫祠香火未断，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从照片的拍摄时间（1920年前后）以及龙王与山神、土地神共祀等情况，可以推测照片中的龙王神像为大龙山龙湫祠中供奉的大龙山天井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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