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安庆的演说

严复在安庆的演说有好几次，全文保留的演说稿只有在安徽高等学堂演讲的《宪法大义》。1906年前后，清政府预备立宪，以挽救衰败的命运，全国上下，舆论哗然。当时安徽高等学堂的师生对西方文明了解甚少，便请学堂监督严复介绍“立宪”，严复欣然答应。

1906年12月17日晚，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的师生作了“宪法大义”的演说。他从“宪即是法”的释义开始，谈到亚里斯多德的独治、贤政、民主，进尔又言及孟德斯鸠《法意》中的民主、独立、法制和卢梭的《民约论》，以及赫伯思的《来比阿丹》的核心思想。严复还将这些思想、理论与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进行比较，又阐述代议之制等等。博学多才的严复旁征博引地解释宪法之意。严复告诉师生们，探求宪法制度，可研究《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二书，这样“十可得八九”。严说：其内容大概是国中有三权之异，即立法权，行法权，司法权。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不同，治此三者，大抵不分而合为一。严复面对师生们于“立宪”的浓厚兴趣，又讲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西方诸国之师，而后有法、美诸国所谓民主立宪，德、意诸国的君主立宪等皆有异同，不完全一样。你们日后治学，都要一一研究的。

安徽高等学堂的师生们可谓当时皖省知识界的群英了，但由于清廷的长期锁关闭国，群众愚盲，加上皖省落后保守等原因，他们对严复的演讲大义，仍感疑惑。严复便以安徽高学堂为例，加以阐释———校中有监督、有教、斋、庶三长，有管理者，有教导者，有学生200余人，有本籍、有客籍。学堂尚有事务人员，厨师等合成团体，共同为教育之事，所以学堂即像一小社会，有制度、章程等规则。目前的学堂是专制之制。严复希望安徽高等学堂日益发达，欲改学堂的现行的专制为民主立宪，严认为学堂人数众多的师生“则人人有选举代议员之资格。”由于师生有本籍、客籍，权利不同，各成一众，以举议员，分成两厅（像外国的上下或参众两院）。这样有了两厅则选举管理全校之监督，并定任期年限（也的可以竞选连任，不好的则由选上的新监督取代）。被选出来的监督则用其所知者，为教司管理诸员。但制订一切治校之规则章程，由“两厅而公议之”，以多票通过即立为法。这样的监督为大家拥戴，所立的章程规则约法，师生大众没有不赞成的。严以英制为例，监督即同首相，学堂的立法权在（参众）两厅，行法权在斋务长，司法权在监学，学生违章有过，量其轻重，分别记过行罚，皆由监学裁判后，移送斋务长处理。教务长、庶务长则掌管业务。严说：“此为吾辈学堂之立宪。”

最终严复谈到清政府的立宪时说，自清廷开海禁后，知其与外国交往相比，经济落后、国力日衰，“乃今幡然而议立宪”，以此来挽救清政府的衰败。严认为若其要立宪，即有立宪之君和立宪之民两个必备的条件：一、立宪之君要知道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长远千年，而不能只考虑君主“一姓一人之私利”；二、立宪之民者，人人都要有国家思想，要以爱国为自己的天职，并且要普及宪法知识。两条件具备方可真正立宪。

对西学了解透彻的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的这次演说，只是应师生渴求西方立宪方面的知识而作的。他深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是不可能用所谓的立宪就能改变的。即使清政府真心实意地去立宪，但体制的改变仍需要很多条件，也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严复曾设想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就是选择普鲁士道路的模式，但他知道要清廷皇室成为“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的“公仆”可能吗？不可能！而严复自己可以做的只能是提高国民的国家思想，并济以普通知识。而这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所以严复与安徽高等学堂师生皆以“陶铸国民”，使之利于新制，共同担当此教育大责。

严复后来在给夫人朱明丽的信中道出真言：清政府的“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   张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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