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苑在雷州轶事　（下）

新丰乡舞龙（资料图) 图文无关□ 王士哲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雷州发生瘟疫瘴疠，王文苑大力发展医药事业，广设药局，大力推广种植桑叶、金银花、黄芩……救人无数，不仅解除了乡民的病痛，也帮助乡民躲过了天花、疫症等灾难。 

清乾隆后期，贪腐享乐之风滋长蔓延，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更是吏治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国力开始下降。道光皇帝在位期间，尽管他厉行节俭，勤于政务，整顿吏治，整厘盐政，通海运，严禁鸦片，但国力仍然进一步衰落。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境外势力与一些地方官员流氓无赖相互勾结，南方的广州、香港等地开始出现拐贩诱骗、绑架、偷偷招雇中国人装运出国当苦力，这种贩卖鸦片和人口的掳掠活动在鸦片战争（1840年）前越来越多，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

道光七年（1827年）正月，暹罗国（今泰国）国使例行到大清帝国向道光皇帝朝贡贺岁，广东巡抚成格委派王文苑陪护到北京。王文苑由于籍贯太平，使团路经安徽，正好同时可以回家省亲，路上盘缠经费又可公费报销，于是他欣然领命，带上家人通事与暹罗国使同行。朝贡后返程的路线由北京经安徽、湖北再经两广回暹罗。一行人于道光七年三月初到达安徽舒城。王文苑与暹罗国使商量，让他们到安庆（当时的省城）住几天，舒城离太平不远，自己则回太平省亲后双方在湖北九江会面。

谁知，就在王文苑回太平省亲期间，一起大案发生了。王文苑回太平新丰省亲拜访乡亲父老小住几天后，即启程从贵池由水路溯水而上，三月十二日在湖北九江与暹罗国使臣等集中。一行人在九江驿站接到湖北巡抚杨懋恬代传圣旨:“暹罗国使,入安徽境时,携有幼稚子女,询系前途所买奴婢，当饬将子女八名，截留核办。”王文苑当时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及杨懋恬及使臣等人，方知事情原委。原来，在王文苑回太平省亲时，他的家人通事勾结暹罗国使在桐城县买了八个小孩，准备带回暹罗当奴仆，被人告发。安徽巡抚陶澍在安庆当场扣留了这八个小孩，遣送回籍，暹罗国使等则予以放行，并当即向道光皇帝禀奏。道光帝怒不可遏，当即下旨命湖北巡抚杨懋恬在路上截留查办一干人等。慌乱中，王文苑解释说他当时没到桐城，不知事情原委。后道光帝在圣旨中点名说“至委员王文苑,由舒城回伊原籍太平县省亲，未入桐城地界等语。雷州府知府王文苑，系粤省派委护送夷使之员，理应沿途小心照料。乃任听家人通事等购买人口，毫无觉察，傥使臣俱各效尤，竟将内地人民远携外夷役使，尚复成何体制？”

影响王文苑命运的时刻来到了。这位一生清廉，爱民如子，曾要求自己与雷州前贤的海瑞、寇准、苏轼看齐的清官，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道光帝同时征求由粤海关监督新任命为云贵总督阮元的意见。阮元是个正直的官员，痛恨贪官污吏及走私人口鸦片，他同时也向道光帝参了王文苑“伴送暹罗贡使委员，在途买带幼孩，请革审一摺”的奏折，阮元在奏本中要求对有关参与的候补知府百顺和游击文泰和王文苑一并革职，这一打击对王文苑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由于安徽巡抚陶澍和云贵总督阮元的两次上疏，道光帝于是迅即批示“前署高廉道事候补知府百顺、雷州府知府王文苑、陆路提标前营游击文泰俱著革职，交该督等提同家人通事人等，详细讯究。按律定拟具奏。”道光帝命对王文苑等人的家人通事详细追究，按律定罪。事后，暹罗国使被大清朝官员严厉批评了一顿后放行，一班收买小孩的家人通事等人按律得到了应有的惩处。道光帝认为事件查处“查办甚属得体。而此等妄行之委员，更不可不示以惩戒。”

道光帝基本上还是一个通情理的皇帝，再加上王文苑经历官场多年，到处找人向阮元疏通关系，阮元在奏折上才改成建议革职处理。事后，道光帝认为王文苑在此案件上也只属于管教不严，且并未造成严重后果，遂又改调王文苑任甘肃平凉知府。

经历此差点掉脑袋的惊天大案，王文苑已看破红尘，不久便以养病为名辞官返回故里新丰下观，在丰溪河畔建一别墅，八字门楼上书“录竹山房”，建花园，搭建水榭，赏鱼观花。王文苑最终靠着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耕种田园之乐，恬静安适之雅趣，享寿78岁。

“好个险！王文苑，拔了旗杆倒了匾！”就这样成了新丰地区人们遇到有惊无险的事时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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