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的治世精神

张英书法(资料图片)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的康熙皇帝，刚刚挫败了鳌拜集团，迫切希望选拔十分贤能通达的人才侍从左右，帮助他实现文治武功。当与年长他十八岁的张英相遇，康熙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张英积极践行儒家经国济世精神，辅佐康熙皇帝拉开了“康雍乾盛世”的序幕。张英何以能成为清代建树良多的治世名臣？

理学之乡的浸润，治世思想的源头

明初永乐年间，一户张姓人家由江西鄱阳出发，辗转千里，徙居于桐城东北乡土铜山脚下，坚持亦耕亦读。到了正德年间，距此不远的北乡岐岭山下，被誉为“桐城儒宗”的何唐，正绘声绘色地讲学。何唐倡扬孔子之道和程朱理学，注重启益学生修身立品、涵养正义，深刻影响了一代代桐城人。土铜山这支张氏的子弟也受益良多。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自宋末一直到明末清初，桐城诸族大多从江西或徽州陆续迁移而来，也有部分来自吴越和中原。他们带来了尊崇程朱理学、耕读传家、追求学而优则仕的风尚。由于“山川灵秀之所结聚”（张英语），这些移民家族经过累世经营，终于厚积而薄发，桐城因此出现了“公卿大夫，学人才人，肩背相望”（张英语）的景观，结社、讲学、著述蔚然成风，堪称理学名区。

据赵釴《无闻堂稿》记载，当时城中，除了建于北宋时期的县学外，北城有钱如京、钱如畿的“桐溪会”，东城有戴完、胡孝才等人的“东林会”，赵锐的“颜乐巷”，西城灵泉禅院附近则有“正学书院”“辅仁会所”，西郊还有赵釴的“宜秘洞会”，都是邑中学者聚会讲学之所。其中何唐的弟子众多，他们接力传道授业，重实学、轻玄学，被称为“真学者”。以诗书继世的土铜山张氏子孙，也积极参与结社，学主躬行，不尚虚无。

清人刘大櫆指出，“一地之山水，诞一方杰才。”张英就出生成长于这样一个风气醇厚的理学之乡，很早就树立了“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目标。

明清鼎革后，新朝基本沿袭明代的政经体制，尤其是保留科举、举办博学鸿词，俘获了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他们试图通过仕进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同时也激发了满族文人研习儒学的热情。

自幼就浸润程朱理学，有着“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治世抱负的张英，于康熙六年（1667年）中了进士，这一年他三十一岁。自从成为一代雄主康熙帝身边的重要词臣，他就将天地自然之理、圣贤之道、治国之术、用人之方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深入浅出地灌输给康熙和诸位皇子。因深受康熙器重，张英仕途畅达，直至升到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相当于宰相之职，所以家乡人称他为“老宰相”。

家学传统的熏陶，治世理念的养成

清人方孝标说，“凡学必有其本，或本其家，或本其地”。提及张英的治世思想，不能不提及其家族“治诗经，研性命，奉醇谨”的家学传统。张英的曾祖父张淳与同邑方学渐年龄相仿，都是何唐的再传弟子，且都受业于理学大师张绪、耿定向，有共同的学术志趣。隆庆二年（1568年），张淳中了戊辰科进士，成为张家科举入仕第一人，张氏家族也因发迹而迁入了城中。

张淳在福建为官时，千里遣使回桐城，为孙子张秉文与方学渐的孙女方孟式缔结了娃娃亲。这种以学术为纽带的姻戚关系，在旧时的桐城并不鲜见。桐城望族之间，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姻亲网。尽管有着不同的治学背景，他们却能够彼此互补、声气相通。方学渐还开创了方氏学派，批判阳明心学末流的空泛，倡扬“崇实”学风。张淳辞官归里后，继续与方学渐、姚希颜等邑中学者结社论文，联手创建“桐川会馆”于县城桐溪之畔，讲学其中，共振风教。

而张英的父亲张秉彝也是个知名学者，“名噪士林者三十余年”，母亲更是为张英兄弟“择贤师良友”，督教甚严。这样的学术氛围，无疑有益于家族子弟夯实学问。张英从幼年开始，就饱读六经以及两汉和

八家之文。同时，他还将读书与效仿古人品行结合起来，“为壮年扩充才智，驱驾古人”。这正是张氏家族的治学传统。张英曾说自己“伏睹圣人之学，必以六经为根柢。”时人也评价他“湛深经学，执德不渝，非道不处。”

正因为深研六经，熟谙程朱，躬行圣贤经世济民之道，张英“立朝数十年，未尝一日去上左右。一时典诰之文，多出其手。”康熙帝极为赏识张英的才华和人品，评价他的侍讲和典诰之文，“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张英帮助康熙帝和皇子学习掌握儒家典籍和历朝诸史，这对清朝确立以儒学为治国安邦指导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久之，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尝不以公从。”他还被康熙特意赐居皇城内，开了清代词臣居禁城内的先河。张英勤恳供职，不负厚望，成为辅佐一代雄主开创清初盛世的贤明相国。

忠孝气节的磨砺，治世精神的锻造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山东济南陷落，左布政使张秉文与清军巷战时牺牲，他的妻子方孟式率妾婢跳入大明湖自尽，书写了一曲“丈夫殉国妻殉夫”的壮烈悲歌。这时才刚刚两岁的张英，虽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在乡风涵濡和先辈教导下，“身为大臣必死于封疆”的忠君报国思想，从此在幼小的心灵萌芽。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浙江巡抚张秉贞与监国于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商议，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为避免重蹈扬州屠城惨案，保护更多百姓不被杀害，只得打开城门降清。这一年张英已九岁。

面临生死关头，伯父张秉文慷慨赴死与堂叔张秉贞降清保民的不同抉择，显然让渐渐成长起来的张英，有了自己的冷静思考。他在后来说过这样的话：“故荣命膺于既殁，声名留于政府，匪独家之祯，盖亦国之干。”（张氏宗谱）对两位前辈都予以高度肯定，认为他们都是“家之祯”和“国之干”，都在救国于危亡、救民于危难的关键时期毅然有为，都是尽忠国家、勤政爱民的贤良干臣。

以孝立家，以儒立业，尊君重民，崇尚气节，是桐城诸多家族世代坚持的操守，桐城历史上的忠臣节义之士更是不可胜数。张英伯母方孟式的五世祖方法，身为四川断事小臣，在燕王朱棣发起靖难时，自沉长江以殉建文帝。而张英的曾祖父张淳更是纯孝友爱、勤政体民、清廉守正的典型。《明史·循吏》说他断案如神、剖决如流，人称“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

先辈的气节和精神，以及伯父堂叔在生死关头的毅然抉择，无疑都激励了张英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忠孝？并因此深刻认识到，儒家的孝亲、忠君和爱民，三者之间是浑然一体的。张英认为，帝王就是要以敬民为职，因为“天以民传之于君，以民付之后嗣，职守莫大如此。”这正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治世内核。

张英以历史上的王朝败亡教训提醒康熙帝：“至治之世无他，不过君与民如一父之子，一人之身，呼吸相通。”“逆乎民，即逆乎天”，“民贫则君病，民病则伤国”。他辅佐康熙：一方面从大政方针和取士荐贤入手，促进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围绕民生利弊、四方水旱、百姓疾苦等，积极向康熙建言，有效实现了“安民”“利民”“养民”和“爱民”。

礼让精神的传承，治世品格的修炼

明代嘉靖年间，方梦旸因家富遭大盗，贼走时还放了一把火，“烈焰竟日不息”。有邻豪以为方家田契已成灰烬，遂侵占其田地数十丈。方梦旸淡然地写了几句诗给邻豪：“尺土皆隶皇家籍，古来割据几何年？”邻豪愧服而止。这件让地邻豪且贻诗一事，与后来康熙年间张英的“六尺巷”礼让故事几乎如出一辙。值得一提的是，张英的妻子姚含章，是同邑姚孙森之幼女，而姚孙森的妻子正是方梦旸的重孙女。

诚如清初文学家戴名世所指出的那样，桐城“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义之邦。”诸多乡邦文献显示，桐城先辈历来倡行圣贤之道、君子德风，奉行礼让精神。当然，礼让并不是无原则地退让。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周易》对“礼”的解释则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这说明礼让是建立在自立自强的基础上，再尽心尽力去成全别人。

张英自幼濡染温柔敦厚的诗教，又终身深研六经，注重修身养性，视厚重沉静为载福之器，做到“慈心于物，不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损于人也不轻发”，坚持以谦让、益人为本。即使他坐上了宰相高位，也始终严于律己，不结朋党，不贪名利，言行上时刻要求自己“终身让路，不失尺寸”。可以说，张英奉行的“礼让”哲学，不仅成为他持家、治国、读书、立身、做人的根本遵循，也让子孙受益无穷。

“儒生何幸分惟幄，常在鸾旗豹尾中。”张英谦称自己是一介儒生。然而他在清代前期为大清王朝的稳定和兴盛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康熙帝称赞他“老诚勤慎，始终不渝”；雍正帝赞誉他“卓然一代完人”；乾隆赞誉他“品行端醇，雅望从容”。张英何以得到三代帝王如此高度的评价？方苞所撰的张英墓表道出了玄机：（张英）“内外完好，身名泰然，自公而外盖未之多见也。”

（作者系文史学者，著有《大明奇才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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