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家过夜 □赵传兴

千垛菜花引客来徐劲柏摄推开院子大门的时候,父亲正在炉子边忙碌着。这个铁皮炉子来到父亲家四五年了,只是长久地倾情陪伴,却没有出过多大的力。父亲请它来帮忙做饭、炒菜的,没想到煤球不好好配合,英雄没了用武之地。煤球是父亲在家门口买的,前些年父亲总是自己拉上架子车,去镇上买,同样的钱可以多买十几、二十个煤球。这几年父亲没了拉架子车的气力,就只能在家门口买了。母亲常说,煤球的质量是“老猫过老鼠”,越来越差。去年的煤球就一点不起火头,今年冬季来临的时候,父亲又买了一百块钱的,还是不起火头,烧顿锅能把人急疯。于是,母亲便不用炉火做饭炒菜了,炉子是牛刀用作了杀鸡,被父亲用来烧开水。

母亲弓着腰,从厨房里出来,一边走,一边费力地咳着。母亲已经感冒咳嗽一个多星期了,药吃了一大把,就是不见好。母亲体质弱,每年冬天都好感冒,或许,和我也有很大的原因吧,我是腊月生的,那一年零下十五六摄氏度,凌锥结米把长,冰凌上半尺厚,母亲每天砸开冰凌洗尿布。母亲的病根就是那时种下的。

我推开大门的时候,正好是五点四十,天将黑未黑。厨房里母亲演奏的最后一个音符落幕,余音仍在绕梁。母亲说,吃饭了!母亲掐准了我到家的时间,早了怕饭菜凉了,迟了怕我饿肚子。大黑猫一直在旁边喵喵直叫,闹着要吃。母亲挑食,不吃荤,不吃这不吃那,母亲的猫也挑食,不吃馍,不吃面条。这只猫的一日三餐费了母亲好大的思量,父亲和母亲吃的都是蔬菜,哪里去给猫准备可口饭菜呢?好在猫喜欢吃熟的芋头,母亲就馏了几块芋头片,这是猫的美味佳肴,猫在门边,独自享受去了。

父亲把鸡罩放好,三只母鸡晃荡着进窝了。三只鸡母亲已经喂了快四年了,家里没有粮食喂,父亲每隔十天半月去镇上的加工厂一趟,买些麦麸回来。姐姐几次要接父亲母亲去过几天,母亲总是说,我们走了,鸡怎么办?我们想要母亲把鸡卖掉,母亲也不答应,想着余点鸡蛋,等孙子们回来,给孙子们炒鸡蛋吃呢。

父亲刚刚把鸡罩盖好,邻居赵叔就来串门了。赵叔身体还好,常年帮着种粮大户管理农田,两个孩子都在江苏上班,闲的时候经常来找父亲和母亲说说话。我在一旁,听他们说古道今,说东家道西家,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赵叔说:“记性越来越不行喽,中午把锅铲放哪了,晚上怎么也找不到了,鹰抓去的样。横竖在家里,怎么都找不到了。”父亲唏嘘着说:“老喽,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

送走赵叔,母亲打开了电视。母亲的电视只能收三四个台,母亲看的是社会类节目,家长里短、长寿老人、好人好事、交通事故。我们坐在床沿上,一边看,一边讨论着电视上的节目,一边说着杂七杂八的闲话。父亲的笑一直没有间断,这两年父亲是不笑不说话,极其慷慨地把笑送给每一个人,尤其是他的亲人们,母亲一次次的唠叨也被他的笑化为无形。

我和父亲睡一张床,床靠着南面墙,父亲怕我睡觉不老实,半夜从床上掉下来,执意让我睡里面,靠着墙。我遵从了父亲的意思。母亲在床上铺了新床单,放了一床已经晒了两个太阳的十几斤重的厚被子。这床被子常年呆在柜子里,见不到阳光,如今沾了我的光,受到了阳光的恩典,散发出阳光和棉花二合一的味道与温暖来。

母亲的咳嗽声不时响起。父亲把母亲的咳嗽药拿了过来,母亲一晚上要喝几类药,治疗脑梗的、腰椎间盘的、高血压的、感冒咳嗽的。母亲喝了药,最后一粒却堵在了心口窝,母亲不得不直起身,从床头的桌子上拿了一点饼干放进嘴里,把药压了下去。

我上了床,坐在被窝里玩手机。母亲说,你整天抱怨孩子手机玩得多,你比他玩得还多,我看你从回来就没停过。我不敢顶嘴,笑了一笑,把手机放在一边。印象里我好像没和母亲顶过嘴,因为我知道,母亲说的,都是为我们好的,尽管有时我们还不太理解。

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不料想母亲却手托着腰走了过来,一点一点爬到床上,一点一点把我另一头的被口压实。我说:“娘,不冷。”母亲说:“今年感冒厉害,难瞧,注意点。”我喊了四十多年的“娘”这个词,或许很快就会走入历史,走入古籍。“爸”和“娘”这两个词,昭示着青春,活力。“父亲”和“母亲”,则散发着衰老,无助。在村子里,好像我这个年龄是一个分水岭,我喊“娘”,比我大的都喊“娘”,比我小的,我弟弟,堂弟们,其他人,都喊“妈”。“妈”会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取代“娘”。世界上最温暖的那个词,即将成为历史。

我喝了一碗白开水。父亲的家里,碗一直是喝水的工具,和我小时候一样,没有改变。这些年我一直在村子里寻找童年的记忆,却找不到一棵柳树来见证我春天吹过柳笛,找不到一个池塘来见证我夏天学过凫水,找不到一块农场来见证我秋天放过风筝,找不到一片雪花来见证我冬天吃过冰凌。它们都活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从我的身边悄然离去。我能找到的童年,只有作为地桩的那些石头,一点还没变老；只有犄角旮旯的那把叉扬,虽老态龙钟,还兀自站立；只有父亲母亲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不舍得花钱,比如喜欢吃酱豆、咸菜,比如用碗喝水。我能找到的,也只有这些了。

九点多钟,父亲关了电视,上了床。父亲脱了他的黄色瓦块帽子,脱下他的大棉袄,盖在了被上。父亲对穿一点也不讲究,对吃也是。父亲是退休的小学老师,也是退休的农民,一生耕种着几十个孩子和十几亩地。他比农民多耕种了全村的孩子,他比公办教师多耕种了十几亩土地。父亲不赌钱,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花钱,节省下来的钱主要建了房子,养大了我们姐弟三人。我一直认为,当年的乡村民办教师,才是生活中最累的那一群人。

父亲熄了灯。我在床上,睡不着。尽管父亲和母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我睡得舒服,换了新环境,我还是睡不着。父亲的床,已经不可改变地成了我睡眠的新环境了。月光融融,就在窗外,和我隔着一扇窗,伸手便可以触及,柔软而温暖,让我想起许多个月光融融的夜晚,比如,三十五年前的那个月夜,父亲和母亲拉着架子车,架子车上躺着蒙着头盖着脸的病中的我,从蚌埠市区匆匆而疲倦地赶回,父亲在前面,母亲在身边。

父亲头东,我头西。我就睡在父亲的脚头前,父亲的脚似乎散发着热气,给我一种神圣的感觉,我有一种钻进父亲被窝的冲动,像儿时一样,跟着父亲睡,枕着父亲的胳膊,听父亲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父亲的鼾声响起。我听着,听着,就听成了一首歌,一出戏。也是这样的一个月夜,父亲顶着我去邻村看电影,又顶着我回来。父亲一路哼着歌,哼着戏。到了家里,我早已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年的父亲三十多岁,正值壮年。今天的父亲,已是高血压、前列腺、肾囊肿多病缠身的老人了。

母亲的鼾声也响了起来,细长而温暖,如窗外的月光。我细心听,认真听,很受用,一任母亲的鼾声从心头缓缓流过。我听到第四声,母亲的鼾声却发生了变化,夹杂了一些轻微的咳嗽。我紧张起来,直起身,又躺下。母亲的鼾声却又加入了很多痛苦的呻吟,细长而哀伤,如歌,如泣,似乎所有的愁怨都凝结在了鼾声里。这些鼾声先如木棍,再如剪刀,又如利刃,直刺着我。我试图阻止母亲,轻声咳了两下,母亲没有醒。我又想喊醒母亲,张了张嘴却没有喊出来。我想起了四个字:风烛残年。此刻,我品尝着这四个字的内涵,咀嚼着它的苦味。我就这么听着母亲的鼾声,听任时光的残忍肆虐而无能为力。

大约过了半小时吧,终于,母亲的鼾声恢复了正常,我的心里稍稍轻松了些。困意袭来,我却打了一个激灵,这一会怎么没听见父亲的鼾声?我侧耳听,仔细听,没有。父亲睡得如此安静,安静得令我恐惧。我正想把手伸到父亲的被窝里,摸一摸父亲的脚,父亲翻了个身。我全身随之释然开来。我第一次知道了鼾声是语言,是身体,也是健康。母亲、父亲正常的鼾声已经有了温度,成了宝贝,成了我们儿女的渴盼。

父亲和母亲的鼾声,犹如两条并行的火车,载着我缓缓地去往甜美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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