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芳侠
重兴集在涡阳县城北五十华里处,原名泥堡集,历史悠久,因北临泥堡湖得名。所谓泥堡湖,是因此处地势低洼,面积约二百亩,常年积水,终年淤塞,湖水难以排泄,汛期沟水倒灌,湖水四溢泛滥成灾,泥水浑浊,故称“泥堡湖”。 又因此集数败数兴,清康熙年间更名“重兴集”。改重兴集后,湖亦随之称为重兴湖。
根据《雪枫乡志》记载:汉代曾于此设泥堡府,府之规模颇大。东西门相距九华里,南北门相距八华里。东有关帝庙,西有佛祖庙,南有观音庙,北有火神庙,故有“四庙对门,四桥对空”之说。其中关帝庙又称“关阁”, 阁内主神像是三国蜀将关羽,为唐朝贞观年间尉迟恭监工兴建。《涡阳古今》和《丹城镇志》,也有对“重兴集”东面的关阁和“重兴集”原名“泥堡集”的记载,并记述:重兴集距涡阳县城北五十华里,该集历史悠久。相传明朝建文年间(即公元1402年),明朝皇帝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朱棣为夺取皇位,发动“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从燕京起兵南下,路过此地,看到这里水草丰美,鱼肥蟹壮,但更重要的是这里“天高皇帝远”,是屯兵训练,制造兵器的理想之地。朱棣就留下部分将士在这里安营扎寨,筹建兵工作坊,从当地招募很多能工巧匠,建造两座大炉,两座小炉,用来铸造和锻打各种兵刃和生产工具。随之这里的经济更加日渐繁荣,移居的人越来越多。因本地有一姓刘的大户人家,大部分移民来到这里,都成为刘姓大户的佃农。后来,人们不知不觉将大炉改为刘大楼,大概因为“刘”和“楼”均与“炉”是地方方言中的谐音吧。于是小炉改为刘小楼,二楼距离仅二百米。还传说:大炉土质可炼铁,小炉土质可配药治黄病。1951年在大炉西,农民犁地还出土大量的兵器、各种刑具和碑石等,足足拉了一太平车。另外重兴集境内魏园西有莲坊寺和七十二眼古井等古迹,闻名方圆数百里。遗留碑文记载: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观音庙,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重修莲坊寺。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冬,十八铺捻首在雉河集(涡阳)聚义,歃血为盟,祭旗举事,推举张乐行为首领。捻军首领张乐行率领农民起义军从雉河集出发北上,与清军在重兴集遭遇一场恶战,对该集破坏惨重,使繁华一时的重兴集沦为一片废墟。当时有个姓牛的地主庄园,耕地百余顷,人称牛百顷。牛百顷原为明朝建文年间朱棣驻军大炉的移民,与本地姓刘的大户是远房亲戚,祖籍涡阳曹市集,与镇压清末捻军的曹市牛师韩是同邑宗亲,但两家关系不好移出曹市集牛庄。自移民于此,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后来姓刘的大户人家败落,牛百顷先祖一直关照刘氏宗亲,十里八乡,都知其好名声,好威望。清朝咸丰时,牛家更兴盛,家业更大。牛百顷是个开明的乡绅,对佃户很关心。谁家有困难找到他,有求必应,慷慨解囊。得知张乐行义军经过此处,为义军提供粮草和住宿,为逃难的百姓开仓放粮七天,有锅灶的给粮给布匹,没锅灶的管住管吃穿。因此,至今还流传着牛百顷开仓济贫的故事。
民国初年(1911年),当地农民和商人、绅士纷纷捐款,将泥堡集及其破烂不堪的寺庙进行改造和修复,重现昔日的风采。抗战爆发,重兴集为涡北抗日基层政权频繁活动的地方,流传于世的抗战歌谣,通俗易懂,激励人心。如:“一二三四五六七,日本鬼子不讲理,杀我同胞占我地,大家联合去杀敌”,“挖战壕,运子弹,军民不怕流血汗,并肩战斗协力干,赶不走日本鬼子心不甘!”再如:“鬼子作恶说不完,民愤已经到极点,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民来抗战,抗日战争得胜利,世界和平万万年”等,生动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以及作为中华儿女的重兴集人民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慨!抗战胜利后,重兴集街道狼藉不堪,数百间房屋倒塌,周边的庙宇寺院,学校村庄都惨遭日军炮火无情的轰炸。可以想象到当时重兴集人民的苦难,可以想象作为中华民族缩影的重兴集人反击侵略希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就像当前全国人民保卫钓鱼岛,义愤填膺的心情一样:振兴中华,不忘国耻的强烈爱国情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目前,重兴集街道错落有致,楼房整齐高耸,超市货物琳琅满目,学校规模很大,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物资交流的重要场所和集散地;并且自康熙年间更为“重兴集”的名字,一直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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