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尖帮街娃儿的“芳华”

牙尖帮 □王浩

老成都马路边的房子，在改革开放以前，多半都不是用来开铺子的，老成都人的家户人家，除了有祖上荫庇传下来院坝的，大都住在这种房子里头，生长在这种房子里那些半截子幺爸儿们，就是今天要摆的龙门阵主角，街娃儿。

我表哥是个资格街娃儿

之所以叫街娃儿，除了他们的生活地标本身就是城市的街边边，还因为和街娃儿相对应的，是处在其他城市地标的另外一些人群。打比说拍《芳华》的名导冯小刚，要是在成都，就属于那种住在有人站岗的大院里的娃儿，叫大院子弟。又打比那些在各种单位厂矿宿舍里长大的娃儿，就叫单位子弟。和街娃儿们相对靠得拢点的，应该是那些住院坝的娃娃，虽然那些院坝未必都在抵拢不倒拐的巷巷儿头，零零散散也有些分布在马路边上，但每一个院坝好歹都有点历史，就算很多都蜕化成了大杂院，毕竟有一扇大门可以隔离成一个小世界，和街娃儿临街而居还是有所不同。

正因为临街而居，街娃儿基本上属于敞放，比那些在大院宿舍院坝里“圈养”的娃儿要野得多。我就是在皇城坝的一个院坝头长大的，记得小时候经常被妈老汉儿舞起鸡毛掸帚子提醒，“不许跑到街上去跟那些街娃儿打裹搅哈，小心回来让你脱不到皮！”只不过，这些威胁经常都成了耳边风，院坝外面的世界实在逗人爱，更何况我有个表哥就是个资格的街娃儿，跟到表哥操，就算惹了祸挨骂也有人在前面顶起嘛。

那些年，穿军装最摩登

表哥住得离我们院坝并不远，就隔一条街，因为比我大五岁，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个样样得行的超人。那二年看场电影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一张电影票要花脱一个月的零花钱，但是，表哥有门路。表哥有个同学的老汉儿是电影院的职工，人家可以带我们走后门梭进电影院，当然，还是不敢跑到堂厢头去坐资格的翻板椅子，只能搬个小板凳在电影档子后面去坐起看反档。看反档其实有点巴适，撇死不得遭前面的后脑壳挡到画面，唯一不舒服的是，跟高音喇叭处得太拢，耳朵基本上要遭震聋。

那二年兴穿军装，最摩登儿的就是一身军便服再背个军挎，我表哥就有这身行头，但是我晓得这里面有板眼儿，因为除了那个军挎是表哥下血本在黑市上去买的资格货，那身军便服其实是他自己在屋头用我姨妈的缝纫机高仿的。说起表哥手巧，那不是冲壳子，高仿军便服算啥子嘛，我觉得他最凶的是会做收音机，自己找一块矿石绕个线圈，加上几只废旧元件，然后把耳机接起，连电池都不要，就能听广播了，简直神得很。

表哥不光脑壳够用，遇事也从来不虚火。还是因为那身军便服，表哥就和别个打过一架。表哥高仿的是当时最提劲的四个包包的军干服，有一天在学校操场上碰到一个可能是大院的子弟，那个人踏削表哥太抖耸了，说从表哥四个包包的翻盖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表哥当时就毛了，“你娃嘴嚼屁儿酸的，皮子肇痒了哇！”结果，两个人不可避免甩起了砣子，杀割的时候各人脸上都见了颜色，表哥的军挎还在摔抱功的时候遭扯豁了。

街娃儿也是爱面子的

其实，街娃儿是最爱面子的，因为他们的家庭条件通常都不算太好，所以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啭得稀烂，这也让他们愿意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拼命实现人生跨越。表哥因为很早就没了老汉儿，全靠姨妈一个人把他供大，所以也是从小好胜心就强，胆子也大，虽然当年恢复高考的机会他没有抓住，但是刚刚开始开放搞活的时候，他就敢辞了工作，跑到青年路去跟到别个摆摊摊儿卖牛仔裤，成了最先富起来的那拨人。

表哥对我这个小弟娃儿向来很看重，因为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当年自己没有考上大学。既然做生意挣到钱了，自然要在弟娃儿面前显摆一下，也算是找补点面子回来。记得有一盘他请我去岷山饭店吃饭，饭后鼓捣要拉我到对门子锦江宾馆九楼去听歌，走出岷山饭店，他居然伸手打了个出租，而且甩手就给师傅五张大团结，“不找了！”典型的街娃儿作风。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街娃儿开始淡出大家的视线，毕竟老一辈的街娃儿已接近不惑，只不过，那个时候还偶尔能看到一种很奇特的景观——几个精壮汉子无限风光地开着奔驰宝马一类的豪车，陡然在某个街边的苍蝇馆子前刹一脚，然后一点都不嫌弃地坐在街沿边边的小桌桌儿旁边，大声武气地喊一声：“小妹儿，拿一箱啤酒过来！”估计那种找感觉的状态，只属于有街娃儿情结的人。

现如今，街娃儿基本已经成了一个传说，因为旧城改造，因为拆迁，马路边哪儿还找得到住家户嘛，现在都是小区楼房电梯公寓，当街就算有房子，也早就改成铺子租给人做生意了。但是在那二年，街娃儿绝对算得上是成都标志性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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