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阜阳兴衰变迁的历史背景

战国至汉代是道教形成时期。据现有资料看，道教传入阜阳市在唐朝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年）。据文献记载，“道教于唐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年）传入沈丘（今临泉县）县，全国有正一、太一、全真、真大４个宗派，传入本县的是正一道。”

五代初道士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举进士不策隐居华山，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著有《无极图》和《先天图》，认为万物一体，只有超绝万有的“大理法”存在；另著有《指玄篇》言导养和还册之事。陈抟的道学思想对包括阜阳在内的皖北地区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

到了元代，北方由于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以理性学说融贯道、佛、儒三教，还有“真大道”、“太一道”教派的兴起，南方的“净明道”很盛行。这一时期，阜阳地区道教发展迅速。颍上县的东华观建于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清顺治《颍上县志》载：“元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道士李清安于县城西关大街，创设“东华观”，以后兵废。阜南柴集五岳庙建于元代中期。史载：“阜南县的道观，有建于元代中期的柴集五岳庙，规模较大，民国时期尚有房２８间。清代嘉庆十年建的曹集东岳庙有房１１间。”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提高汉族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汉文化地位的措施，具有汉族传统的道教也随之备受推崇。明太祖时，道士的最高品级可达食二品官俸，明世宗甚至自号“玄都境万寿帝君”。在统治者的推崇下，道教在城乡各地均有较大发展，修复、重建宫观，清修、符录各得其所。为了管理遍布各地的道教，明代历朝设专门机构管理，京师为道录司，府为道正司，县为道会司（道纪司），阜阳地区境内之府、县亦然。皖北地区所建道观数量超过历史上各个朝代。例如，颍州在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所建的城隍庙，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建的白衣楼，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年）建的三清观，稍后又建文昌阁，天启年间建的祖师庙，其他还有岳王庙、天后宫等；太和县于洪武初年建城隍庙；颍上县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建城隍庙，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县丞孔克耕在城关西大街建城隍庙，以后历经县令及邑人多次扩建重修。以上庙观，均由专职道士主持。这一时期，界首境内建有玉皇庙（前进街）、大觉寺（邴集乡）、白云寺（砖集乡）等道教活动场所，均常以设坛诵经、画符驱邪，还多为亡人做道场超度灵魂等迷信活动。自明代以来，太和道教以城隍庙（在今黉学街路北）为活动中心。著名道士王大庆就在此出家。大庆号野林，城东野林沟人，博学多艺，著有前后《乐道歌》及《浑元肇判集》行世。庙内旧有花戏楼一座，建于明朝，工艺精致。每年清明节，该庙逢香火大会都抬城隍神象出巡，喧闹数日，赶会烧香者达１０余万人。至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该庙尚有道士９人，土地３００亩，收入较好。

清代，满族统治者崇信佛教、喇嘛教，对道教加以限制，禁绝“聚会念经、执旗鸣鼓，聚众拈香”，甚至规定了“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由此，道教日渐衰微，宫观破败，道士穷困。皖北地区的道教为了自身的生存，与迷信活动的结合较紧，民间祈祷斋醮之事流行。尽管这一时期皖北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宫观道院，但规模都不大，主要道教活动多集中在城隍庙、关帝庙、玄帝庙中进行。

民国时期，阜阳地区虽还保留一些宫观及活动，但道教进一步衰落。民国初年，临泉县境尚有１２座道教寺观。县城西北泉河南岸东岳庙房舍３８间，庙地２８０亩，道士１７人。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拆寺观，毁神像，加剧了道教衰落。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年），临泉道教寺观神像被毁掉，改为仓库。一些道教界人士不甘入清以后的衰败趋势，力图重新扩大影响，发展道教，各种道教组织纷纷成立。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太和成立太和道教会，胡教明、高效纯任正副会长，２人皆系正一派道士，不出家。民国２０年（１９３１年），阜阳道教协会成立，白衣楼当家道士张静安被推选为理事长。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年），日军入侵太和，城隍庙及花楼被烧，道教会也随之衰败。民国３３年（１９４４年），太和道教会与佛教会合并，改称佛道会，释从云任董事长。然而，这一切均无法挽救道教的颓势。据地方志记载，民国３２年（１９４３年），颍上全县信徒不足５０人；至次年，太和县有道观７所，道士１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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