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逸群
“老板欠了我们30多万,现在拿不到钱我也没法活了!”合肥市肥西县桃花工业园内,寒风中40多岁的农妇一只脚踏空、跨坐在安利皮革厂办公楼楼顶边缘,声泪俱下地嘶吼着。
“你别激动,我能解决问题! ”十米开外一位民警劝说着。
“你一个公安能解决什么问题?! ”对方质疑。
“我理解你,你的目的不是跳楼,现在政府各部门、工程项目方都来了,就是帮你解决问题的。 ”民警一边说着一边向前缓慢移步。
“你先别过来,就站那里说! ”农妇将信将疑。
“你到我这儿来,要不回钱你找我,我是桃花派出所社区民警李长和! ”趁对方一愣神的功夫,民警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她斩钉截铁地说。
“他们也是迫不得已。”自从5年前被桃花工业园管委会清欠办聘请为编外“清欠专员”,类似跳楼、封门、堵路这些千奇百怪的“要钱”方式,李长和至少见过100多次。最初的两年中,他管辖的桃花镇顺和社区新建工地多如牛毛,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粗略统计约有17000多人。为了掌握实时动态,尽量将欠薪引发的极端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年近不惑的他几乎跑遍了所有工地。
然而一圈下来,李长和发现基本上各个工地都有问题。 “不单纯是工人工资,还包括工程款拖欠。 ”李长和解释说,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二者密不可分,不能简单的分开来算,“有的送材料的老板下面也有小工,工程款一拖欠他们也拿不到钱。 ”在他看来,无论是什么情况引发的欠薪,说到底都是最底层的打工者吃亏,“他们被老板以工资胁迫,从受害者变成了制造混乱的愤怒者,这才是最可悲的事。 ”
在接触农民工的过程中,李长和逐渐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最要紧的事是:为他们畅通诉求渠道。 “工资清欠的主管单位是住建和人社部门,但工人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干活,可能连政府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他坦言,如果没有人“引路”,农民工即使找到了相关部门也无济于事。“部门之间可能会互相推诿,谁都不会愿意主动接这块烫手山芋。所以我必须帮他们对接相应的主管部门,并与项目方、施工方周旋。 ”
李长和说,有时讨薪过程“像是在斗智斗勇”。去年年底他们为了找项目方负责人确认签字,连着追了半个月:先是到对方在六安的公司门口堵了一天,接着在负责人的老家霍邱县又扑了个空,最后终于在淮南把人“逮”住了。 “要钱是个技术活也是场持久战,最少都得牵扯好几方人,拖个一两年才能完事。 ”这样的事儿碰多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增加一些“对敌经验”,索性跑去考了本“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多学点与人交流的技巧,临阵也用得上嘛”,他乐呵呵地说。
凭着几年攒下的经验,李长和讨来的欠薪已有三千万之多。如今,在辖区内甭管是欠钱的还是要钱的,只要提到他的名字,都会毫不犹豫地竖起大拇指。 12月1日下午3点半,创新大道一标段施工现场,作为帮民工讨薪的“中间人”,李长和顺理成章地被项目方邀请前来见证工资发放。
“要没有你这45万肯定拿不到,你是好人! ”25个民工围聚在发钱的屋子门口,瞧见李长和来了,领头的工人操着一口陕西口音连声道谢。
看着他们一个个搓着手,笑眯眯地望向自己,李长和也打心眼里高兴,大声叮嘱道:“钱到手都赶紧装好了,回家过个好年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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