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企业家涉嫌犯罪当反思监管漏洞

日前，致力于预防犯罪研究的律师王荣利推出了一份令人惊讶的报告——《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据他统计，2009年有近百名企业家涉嫌刑事犯罪，广受关注。业内将这份报告称为“国内首篇年度企业家犯罪报告”（1月7日《合肥日报》）。

据报道，在34名涉案国企企业家中，涉嫌受贿罪的有28名，涉嫌贪污罪的有16名，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有8名，涉嫌其他犯罪罪名的有8人，涉及12项罪名。而他们的涉案金额令人触目惊心：基本查明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亿多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百名企业家涉嫌刑事犯罪，可以用“触目惊心”来概括。这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共性话题，即具有一定政治地位和荣誉的企业家犯罪率高。然而，这些企业家的这些政治地位和荣誉究竟是怎么来的？不外一是“贡献率大”，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一种是以权谋钱，以钱开路，花钱买来的。这些政治地位和荣誉成了企业家犯罪的资本，都说明了机制体制的监管漏洞是企业家犯罪的高发的主要成因。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败坏，神仙也难治理。由于国有企业家大都是任命制，这些人一旦成为企业家，就等于有了铁交椅，穿上了铠甲，他们手中掌控一定的国有资产大权，“一支笔”报批，一人说了算，有了无限的权力空间，加上疏于监管的漏洞，国有资财成了“唐僧肉”，从而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加上法律对企业家的网开一面，“过度保护”，使一些企业家有恃无恐，涉嫌犯罪也就顺理成章。

企业家犯罪现象，凸显市场经济下机制和体制的弊端，用人制度的缺陷，使得一些企业家成为犯罪的“高发群”。对国有企业的监管缺失，也是企业家犯罪的主要原因。加上法制的不健全，也给企业家犯罪提供了生存土壤。防止企业家的“精英阶层犯罪”，必须找准犯罪成因，堵塞制度的漏洞，铲除腐败的土壤，设立防范企业家犯罪的有效屏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吴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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