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以修身，德以传家 读《南史·韦叡传》

刘隆有 韦叡（442-520），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第一名将。韦指挥并亲身参与的梁与北魏的合肥之役、钟离之役，均取得辉煌胜利。钟离之役更是与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齐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长久享誉军事史。韦每打一仗，必先亲作调查研究，策无不中，故能用兵如神。交战中常“以勇夺敌势”，行气如虹，故能战无不胜。就连记述其行迹的《梁书》中的文字，也因之而分外生色出彩，被清代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赵翼赞为“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而“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

毛泽东对韦叡更是赞赏有加，读《南史·韦传》时，特作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南史·韦传》曰：“观制胜之道，谓为魁梧之杰，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鞍，板舆指麾，隐然敌国，其器分有在，隆名岂虚得乎！”韦身为大将，却“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身体瘦弱，不能骑马，战场上依旧一身儒士服装，坐在小木车上，手拿竹子做的如意指麾部队，倜傥淡定，漫展胜券，在残酷的历史拼杀中，把正义和睿智，彰显得超凡脱俗，风雅如诗。

这让我们很自然地就想到西汉张良，想到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留侯世家》时的惊叹：“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

●读史札记好女！”不同的是，张良因多病，只“决筹策帷帐中”，未有战斗功；韦则亲身参战，以战功之伟而彪炳史册。张良信奉黄老，晚年辟谷逃世；韦叡则服膺儒学，终生积极用世，乃一典型儒将。

韦叡不仅常穿儒者之服，更好研读儒家经典，老年以后，“暇日犹课诸儿以学。”其第三个儿子韦叡尤明经史，韦叡经常坐着让韦讲书，时加评点，他对一些疑难问题的阐述，韦叡也赶不上。梁武帝锐意崇佛，举朝跟风，韦叡照旧崇儒，“不欲与俗俯仰。”正是儒学的长期熏陶，化育出韦叡的“旷世之度”：为政则“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

将兵则“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行军途中的驻地，“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墙壁，皆应准绳。”即便救援钟离那样的硬仗大仗，也常是“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能深得军心，应募的士人也都愿投奔他。

论功则从不自伐，谦退不争，尤其令人敬佩。钟离城被敌军重重包围数月，围解后，刺史昌义之悲喜交加，顾不得说别的，只是连声呼叫：得到再生了！得到再生了！死里得生，昌义之非常感激韦，特意用二十万贯钱设局，请两位援军统帅曹景宗和韦叡一赌为快，本是曹景宗输了，韦叡却假装自己输了。曹景宗和其他将领争先向朝廷报捷抢功，韦独居后。《梁书·韦传》感叹：“合肥、邵阳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世尤以此贤之。

处世则温良恭让，重情重义。韦叡后来官至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入直殿省，功高位尊权重，“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梁武帝对他甚礼敬之。家乡故旧，韦叡也慷慨施与，七十岁以上老年士大夫，关照尤多，乡里对他甚怀念之。性慈爱，抚育其兄的孤儿，恩爱胜过自己的儿子。历官所得禄赐，都散给了亲故，“家无余财。”

韦叡晚年居家无事，因慕西汉万石君和陆贾的为人，遂将两位先贤的图像画在墙壁上，经常仰望。其实，韦的襟抱器局，为人行事，已超过万石君和陆贾甚多。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八月，韦叡逝世，享年79岁，在那个战乱年代，是不多见的高寿。孔子说：“仁者寿。”仁者韦，理当高寿。

韦叡教子有方，他的子孙们均很好地继承了他的品德和竭诚报国的精神。他有四个儿子，个个优秀。老大韦放也是一代名臣，史称其“弘厚笃行”，牧州典郡，则政通人和，“为吏民所称”；领兵出征，则破敌安边，颇著功勋。老二韦正人品高尚，与友人王僧孺关系特好。王僧孺做了吏部郎，参与官员任用，“宾友故人莫不倾意，正独淡然”，不套近乎，不走门子。及至王僧孺遭贬抑的时候，韦正却“复笃素分，有逾囊日”，受到人们的称赞。老三韦稜以书史为业，博物强记，著有《汉书续训》三卷，好学之士遇到疑难问题，都向之请教。老四韦黯刚强正直，通经史，善文章。侯景之乱，韦叡黯率军捍卫京师，负责都督城西面诸军事，昼夜苦战，累死城中。韦的孙子、曾孙也能长继家风。

孙儿韦粲、曾孙韦臧等，皆勇赴时难，为国捐躯于侯景之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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